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论文 »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城中村消防设施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深圳市城中村消防设施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深圳市城中村消防设施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巩固城中村综合整治成果，加强后续管理，全面提高城中村消防安全水平，实现城中村消防设施运行安全、管理有序的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深圳经济特区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城中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按照“谁受益、谁负责、谁承担”的原则，落实责任主体，明确费用承担及标准。

　　（一）城中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的责任主体是业主或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

　　（二）城中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费用由业主承担，具体收费标准由市物价主管部门核定。

　　第三条 已抄表到栋的室外消火栓由供水企业参照现行的市政消火栓管理办法进行维护管理。

　　第四条 有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城中村，其消防设施（包括消防车道、室内外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淋系统、自动报警系统、公共地方所配置的灭火设施、外消防水池、消防救援工具等，已抄表到栋的室外消火栓除外）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维护管理。管理费用按照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合同确定。

　　第五条 尚未进驻物业服务企业的城中村，其消防设施（包括消防车道、室内外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淋系统、自动报警系统、公共地方所配置的灭火设施、外消防水池、消防救援工具等）的管理，由街道办事处委托专业公司暂时代管。代管期间的维护管理费用由业主承担，不足部分由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给予适当补贴。

　　街道办事处应自本暂行办法实施之日起6个月内正式引进物业服务企业管理。

　　第六条 城中村室内逃生口及各建筑通往天面的门由业主负责维护管理。

　　第七条 业主、物业服务企业、供水企业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的规定切实履行所管辖范围内的消防设施日常巡查、维护、保养、改造等工作职责。

　　第八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制定相应的消防设施维护管理制度，报辖区公安派出所备案。

　　第九条 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应建立城中村社区消防工作制度，并由区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区消防监督管理大队牵头组织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对制度落实情况定期进行考核，同时将考核结果纳入城中村社区年终绩效考核范围；市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消防监督管理部门应对各区城中村消防管理工作进行考核。

　　第十条 城中村专（兼）职消防队人员、装备、保障等管理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暂行两年。

　　


　　正在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的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对小额诉讼标的额拟再次调整，由二审稿“绝对数”1万元以下，修改为“相对数”，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为准(8月28日《新京报》)。

本次民诉法大修，小额诉讼制度因可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提高诉讼效率，被视为修法亮点之一。笔者认为，采用“相对数”标准来确定小额诉讼范围，是非常恰当的选择。它既适应了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也确保了法律的稳定性，解决了法定标准容易滞后的难题，可谓一举多得。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对数”应当成为我国数额立法的通行模式。

关于小额诉讼的标的额，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一审稿规定为“5000元以下”。对此，人们认为它难以适应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这个标准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显得过低，如大幅提高，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又会大大缩小普通程序诉讼的范围。因而，人们对于二审稿规定的“1万元以下”，也认为不妥。于是，有人提出了“相对数”思路，在三审稿中得以体现。

之所以称“相对数”是比较恰当的模式，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地区差别较大，规定一个“绝对数”往往会出现三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一是标准过低对减少普通程序案件作用不大;二是标准合适能够达到预期的立法目的;三是标准过高小额诉讼范围太大。无论标准过低或者过高，都不利于恰当控制小额诉讼规模，较好地减轻法院负担，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公民讼累，都与立法目的不符。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一个确定的数额难以与时俱进，要么很快滞后，要么频繁修法，都不利于法律的稳定、权威和尊严。同时，同样数额的争议额，对不同财富占有水平的人们而言，其意义和重要性是不同的，甚至有时完全不同，因而争议双方对司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要求也有不同，所以不适合实行全国统一的固定标准。

“绝对数”作为法律标准的情形，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比较普遍，比如刑法中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许多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了罚款的具体数额(这是数量最大的一类)。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法律标准具体、明确，没有回旋余地，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自由裁量权。但它的具体和明确同时也意味着僵化和凝固，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形势，特别是通货膨胀之后，十年前的1万元与今天的1万元相比，其对主体的权利内涵和影响显著不同，无论是争议还是处罚，其法律后果的实际影响力大大减小，比如十年前罚款1万元，处罚对象可能感到“肉痛”，完全符合“责罚相当”原则，而在今天对处罚对象而言或许已变为“罚酒三杯”，难以做到“责罚相当”了。这就是法律标准“绝对数”的缺陷所在，也是一些违法行为屡禁不止，违法主体对法律处罚不以为然的重要原因。

从立法实践看，立法者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近年来的不少立法都越来越多地采取了“相对数”法律标准，比如国家赔偿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以及见义勇为奖励保障方面的法规政策，都倾向于规定一个“相对不确定”的赔偿标准或奖励标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对数”标准并非完全不确定的标准，也不意味着完全由执法者自由裁量，其实它在法理上属于准用性规范，是一种相对不确定的标准。比如上述的小额诉讼标的额，它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每年都会发生变化，但它在特定地区的具体标准，每年都是确定的，因为它参照的“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由法定机关发布的，具有法定性。今后我国的相关立法中应多采用这一模式规定法律标准，从而真正让法律成为“活的法”，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