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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洛阳铁路运输法院 冯兵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是指在不违背刑事诉讼法的前提下，为提高庭审效率，在部分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时，对法庭审理的诸环节有条件地进行简化，以达到快速审结案件的一种方法。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提出直接归源于法院不断增多的刑事案件与有限的审判资源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因此它一经提出及试行便受到了全国法院系统的普遍关注。2001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上提出要进一步探索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有效途径，以提高审判效率。此项改革，已成为当前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之一。今年5月以来，郑铁中院系统开始逐步推行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并制定了《关于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暂行办法》。7月份，我院首次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模式开观摩庭审理案件，对普通程序简化审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探索。
综观各地法院及郑铁中院系统实行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具体做法，虽然不尽一致，但也存在许多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启动，是由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提出建议，由法院在征得控辩双方同意后作出决定，或在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可以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在征得控辩双方同意后作出决定。
2、在开庭前法院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在法庭审理开始阶段，就不再全面查明当事人的身份和详细交代诉讼权利，只简单讯问其对起诉书认定的基本情况有无异议，对诉讼权利是否明了以及是否申请回避。
3、公诉人直接宣读起诉书中审查经过、查明的事实、认定的依据及建议适用的法律后，如果被告人表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就不必对犯罪事实加以陈述，非经许可，控辩双方不再就具体犯罪事实发问。
4、、公诉人以总括讲解式的举证方法代替说明证据的来源、证据形式、宣读证据内容的方法。
5、、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应务求简短，并围绕案件焦点事实进行，合议案件采取简便方式进行，力求当庭宣判，等等。
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方式审理案件，防止了庭审的繁琐和形式化，使案件的审理紧紧围绕重点和焦点进行，起到了加快诉讼节奏，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的目的，符合法院追求公正与效率的改革精神，这是毋庸质疑的。但是，笔者认为普通程序简化审在具体操作上存在一些不妥之处，主要问题在于：
1、简化审的启动阶段需要制作并送达《普通程序简化审建议书》、《通知书》、《决定书》、《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虽然减少了开庭时的工作量，但大大增加了开庭前的工作量，没有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2、无论是由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提出建议适用简化审，或在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可以适用简化审，在征得控辩双方同意后作出决定适用简化审，法官都必须在庭前审查主要证据能否充分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无异议。此项工作如果由立案法官来做，则违背了立案期间只就程序问题进行审查的原则，如果由主审案件的法官来做，又违背了庭前不接触当事人、仅就法庭调查的事实形成确信的规定。
3、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方式审理案件时，“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如果被告人表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持异议，就不必对犯罪事实加以陈述，非经许可，控辩双方不再就具体犯罪事实发问”的做法，在某些情况下不利于保证案件质量。比如，对起诉书对犯罪事实的表述过于简单的共同犯罪案件，如果不经过各个被告人的详细陈述和法庭讯问，法官就无法把握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及相互间的证明关系，就无法充分把握案情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量刑。
4、由于普通程序简化审实行归纳出示的方法举证、质证，被告人和辩护人无法在较短的庭审调查时间内发现控方证据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不利于发现多个同类证据之间的矛盾点、疑点，这无疑剥夺了被告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也违背了审判公开的诉讼原则。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是从总体上提高诉讼效率的有效途径，符合法院追求公正与效率的改革精神，所以必须积极探索简化审的有效途径，克服目前简化审在具体做法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为此，笔者受海淀区法院做法的启发，构想了“开庭即时简化审”方法，提出来供大家商榷。其具体做法是：
1、在立案阶段，不启动普通程序简化审，对任何案件都不制作、送达启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诉讼文书，但立案法官在送达起诉书的同时送达诉讼权利告知书，并逐步推行庭前证据展示（交换）制度。
2、在法庭审理阶段，不必详细查明被告人的身份和详细交代诉讼权利，由审判长根据被告人对指控的事实有无异议的情况，结合控辩双方的意见和案件的具体情况，本着保证案件审判质量和提高诉讼效率的原则，即时决定是否采取简化方式审理案件，在什么阶段简化，如何简化。
适用这种开庭即时简化审的理由在于：
1、普通程序简化审不是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创新，而是对普通程序的简化，它并不改变普通程序的性质，既然是普通程序，那么就没有必要征求控辩双方对选择程序的意见，更何况我国对被告人作出程序选择的实体法利益不明，被告人在开庭前选择简化审并不能实质取得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条件，所以有关简化审启动程序的做法实际上对被告人有“欺诈”之嫌。而不设置启动程序，既不违反法律规定，避免立案、主审法官之间职责的二难选择，又不增加庭前的工作，达到了公正和诉讼经济的目的。
2、一切案件的审理都应以查明案情为目的。适用开庭即时简化审方式，由审判长根据被告人对指控的事实有无异议的情况，结合控辩双方的意见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即时决定是否采取简化方式审理案件，在什么阶段简化和简化到什么程度，能简则简，当繁则繁，能够保证审判长在提高庭审效率的同时充分把握案情，确保案件审理质量。
3、普通程序简化审不仅要求审判长具有高超的驾驭庭审的能力，还离不开控辩审三方的配合与协调，同时还受被告人认识和理解问题能力的制约，而开庭即时简化审是由审判长根据案情，结合控辩审三方的配合与协调情况和被告人认识和理解问题的能力来灵活掌握，便于操作，又没有条条框框的规定，避免了形式主义。
4、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审理案件时，如果案件的事实、证据发生变化，或被告人翻供、被告人和辩护人作无罪辩护，则需要恢复到非简化的普通程序审理案件，但是怎么恢复，在程序上怎么操作目前还没有规定，而适用开庭即时简化审方式审理案件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除权判决之刍议

内容摘要：由于法院对公示催告申请人之申请不作实质性审查，使得做出的除权判决成为法律上的一种拟制。该拟制往往与事实具有不一致性。故当此情况存在时，票据权利人该如何行使权力，是否可提起除权判决撤销之诉？若不可撤销，票据相关人之权利该如何维护？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可以起诉是何种诉讼？该以谁为被告？对此，法律均未作出明确规定。本文从一则案例出发，针对案件处理中的疑惑，试图对上述问题予以探讨得出结论。
关键词：公示催告 除权判决 撤销权 付款期限
民事诉讼法中的除权判决主要是指，票据权利人在票据被盗、遗失、灭失之后，依法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公告期间，若无人申报权利或者申报被驳回，待公告期满后，依据申请人的申请，法院作出确认该票据无效判决，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设立除权判决的初衷，是因为依据票据的文义性特点，票据与其上权利不可分割，持票人一旦失去票据即丧失票据上之权利。票据自出现以后，实践中经常会发生合法持票人之票据被盗、遗失、灭失等导致票据权利丧失情况。若任由该现象存在，一方面，会使真正票据权利人合法利益受损，另一方面，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得该票据的持票人亦可凭此票据获得不正当利益，如此，将会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危害交易安全。基于以上目的，立法上设立了公示催告程序，作为对意外情况之矫正。该程序设立初期，着实解决了实务界的一大难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地发展，票据使用越来越频繁，票据问题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现有规定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票据纠纷需求，甚至限制着票据权利人之权利行使。
由于法院对公示催告申请人之申请不作实质性审查，故除权判决的作出仅系法院推定之结果。而这种推定结果，往往与事实不符。现实中，公示催告往往成为犯罪分子事先违法犯罪目的的手段。如，公示催告申请人先通过合法交易手段从出票人手中取得其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之后与他方发生交易并以之作为付款方式，待他方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后，其即在票据到期日前以票据被盗或者遗失为由申请公示催告，要求法院作出除权判决。因为法院对该申请仅作形式审查，不可能知晓该票据已被转让之事实，而且，囿于法院公告的地域局限性及较短的公告期，真正的权利人往往无法得知该公示催告程序的存在而无法及时申报权利。待汇票到期日后，真正汇票权利人请求付款人付款时，却发现付款人早已依据该除权判决向公示催告申请人付款且其已逃之夭夭，不见踪影。
所以，在现有法律制度之下，仍需对公示催告程序及除权判决的作出进行规范。笔者针对日前代理的一宗票据纠纷案件进行初步分析，以期能对该程序的完善尽到绵薄之力。
案情回放：
2009年6月30日，A公司委托银行开出一张编号为DB/0531886，到期日为2009年12月3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人为B公司，付款行为C银行。该汇票可背书转让。此后，该汇票经B公司转让至D公司再至E公司最终由F公司持有，以上背书连续。F公司持有该汇票后即至G银行办理票据贴现，汇票背书人一栏加盖F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鉴，被背书人一栏空白。后该汇票被G银行工作人员遗失并被H公司拾得。
G银行于2009年9月22日向I地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并于当日向C银行发出挂失止付通知。公告期自2009年9月28日至2009年11月29日，公告期间，无相关权利人申报权利，2009年11月30日，I法院根据G银行申请做出（2009）*民催字第*号民事判决并于当日公告，宣告DB/0531886号汇票无效。 G银行于2009年12月10日凭此判决向C银行提示付款。
与此同时，H公司拾得该票据后，即于空白被背书人栏内签具本单位名称，并于2009年9月21日背书转让于J公司。9月23日J公司将票据寄往C银行提示承兑。10月11日，得知该汇票因涉他案已于9月24日被C银行住所地公安机关扣留。2010年4月28日，J公司向C银行发出付款请求但被C银行以已依据（2009）*民催字第*号民事判决向G银行付款为由予以拒绝。随即 ，2011年3月10日J公司向I法院以G银行为对汇票背书非票据合法持票人，无权申请公示催告为由起诉，要求撤销（2009）*民催字第*号民事判决，并且要求所有票据相关人向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 本案中出现的问题
（一）G银行是否有权申请公示催告
1、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又，《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也即，受让汇票虽未经背书，但有证据证明权利归属亦为合法持票人。
2、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四十九条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故，涉案的汇票，已经G银行贴现取得，遗失之前为该行合法占有。即，I公司现持有的汇票系H公司通过非法途径取得。G银行符合《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情形，属于票据丧失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有人，故其对遗失的涉案汇票申请公示催告合法有据，法院判决结果真实有效。
（二）涉案除权判决是否可以撤销
1、本案除权判决不可撤销，原因如下。
（1）申请撤销除权判决缺乏法律依据。依据如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
该条只是程序规定，从该条文的字面理解并不能得出可以提起撤销除权判决的结论。依笔者对立法者立法技术之信任，认为若是立法者认同可以通过撤销除权判决实现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予以救济的话，即应在《民事诉讼法》公示催告程序中作出直接规定，而立法者并未作此规定。
（2）另外，在《票据法》等相关实体法中亦无除权判决可以撤销的规定，《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票据纠纷一节中也未规定撤销除权判决之案由。
（3）撤销生效的民事判决一般通过再审程序，而依《民诉意见》第二百零七条规定，按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如此，该除权判决根本不存在被撤销的可能。
（三）J公司起诉有无合法依据
1、J公司未能申报权利没有正当理由。本案中，G银行于2009年9月22日向I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公示催告期间从2009年9月28日至2009年11月29日，法院判决公告日为2009年11月30日。
2、如J公司所述，上述期间内，其于2009年9月23日将汇票等寄往C银行，后于2009年10月11日得知该汇票已于9月24日被C银行住所地公安机关扣留。在其得知该事实后，按照常理分析，面对巨额款项受损，其应当积极主动了解汇票被扣留的原因，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公示催告程序的存在。故，有极大理由相信，J公司此时已得知该公示催告的事实，同时，对于除权判决的公告其亦应是明知。其怠于申报权利的行为系对其票据权利的放弃。
综上，因J公司在公告期间未申报票据权利不具有正当理由，故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于2011年3月10日提起的该诉讼，没有法律依据，理应予以驳回。
二、公示催告程序理论探讨
（一）除权判决之撤销可能
除权判决的作出，仅系依据公示催告申请人所述及公告期内无人申报权利之情况推论而来。现实中这种法律上的拟制，往往与事实不符，也即，真正的票据权利人极有可能因正当事由未能在公告期及时申报权利，就产生了如何恢复利害关系人的票据权利，为其提供法律救济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依上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利害关系人自知道或应该知道之日起一年内可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但可提起的是何种诉讼？以谁为被告？实践中，撤销生效判决往往通过再审程序来进行，但是依《民诉意见》第二百零七条规定，此类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在此情况下，若非赋予撤销权，则真正权利人至利益该无从得以维护？理论界观点认为，应当赋予利害关系人撤销除权判决之权利。
德、日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存在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的法律规定。例如德国法中规定除权判决具有诸如公示催告未予公告或未按法定的方式公告、未遵守规定的公示催告期间、判决中未对已申报的权利予以考虑、作出判决的法官依法未回避及具备根据犯罪行为提起回复原状之诉的要件等情形时，可以申请人为被告，提起撤销之诉。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有类似的规定，如：伪造变造证据；以其他诉讼参与人虚伪陈述作为判决的证据的等情形存在时，相关权利人可以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这些有关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的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公示催告程序中利害关系人之救济程序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故，我国法律可对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行做法予以借鉴，规定利害关系人可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并且扩大可作为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的法定事由。
（二）除权判决后付款时间问题
本文案例中，涉案汇票到期日为2009年12月30日，公示催告程序公告期间为9月28日至11月29日，I法院于公告期满依G银行申请做出（2009）*民催字第*号民事判决并于11月30日公告。G银行于2009年12月10日即持该判决要求C银行付款。
如此，即出现一个问题。此时汇票尚未到付款日，但依公告后的除权判决，付款人C银行却有义务应G银行的请求付款，更不能以票据尚未到期为由予以抗辩。该种推定的权利大于本来自有的权利的情况对付款人而言极为不公。其被迫提前付款，无端损失了利息，相反除权判决申请人等于变相取得不当得利。法律亦未明确付款人对此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故，针对本条款，笔者建议对其区分情况予以修改为：“公告之日，票据已届付款期，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未到付款期，于到期日方可请求支付。”
（三）公示催告申请条件之扩大
1、《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但是现实中，于被盗、遗失、灭失之外票据丧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因受欺诈、胁迫而将票据交与他人，对此是否符合申请公示催告的条件，学界存在不同观点。
有人主张，在票据权利人受欺诈将票据交付他人时，没有违反票据权利人的意思，不构成票据丧失，不能申请公示催告；如系胁迫而交付票据，因明显违反权利人之意思，应当构成票据丧失，票据权利人可以申请公示催告。
笔者认为，法律设立该程序的目的即是为了对合法持票人非正常丧失的票据予以最大的救济，若只因法律未明确列明此等原因即将该情况排除在外，则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目标之实现，亦会降低法律的公信力。
2、而且，依据《规定》第二十六条，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也即，该《规定》将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程序的前提条件限定为“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并未按照原因区分可以适用公示催告程序的票据丧失的不同类型。
故而，不论因何种原因导致票据丧失，只要出现丧失的结果，最后合法持票人即可申请公示催告。对于因胁迫、欺诈等原因丧失票据的票据合法持有人，亦可提起该程序通过除权判决维护其权利。
公示催告程序是民事诉讼法中的特别程序，对维护票据权利人之权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立法中的众多模糊点，严重妨碍了相关权利之行使。对此，建议针对现行相关法律予以修改，使得权利人之权利有法可依，真正得以维护。
（全文共计4578字）
作者：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 李安南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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