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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仲裁制度略论

周成泓

摘要：证券仲裁有着诉讼所不具有的优势，这是它得以产生的原因。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成本较高及诉讼和行政处理方式长期居于垄断地位三个方面的原因，我国的证券仲裁仍处于起步阶段。解决的办法有三，即，设置相关的证券仲裁机构，制定示范性的证券仲裁规则，在证券业内开展仲裁的倡导和推荐工作，营造诉诸仲裁的氛围。
关键词：中国证券仲裁；产生原因；现状；改革


目前，中国证券争议法律解决途径主要有民事侵权赔偿诉讼、证券仲裁与调解三种，三者之中，证券仲裁一致未得到广泛采用。与此相反，在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证券争议主要是依靠证券仲裁解决的。为与国际接轨，笔者以为，应当对我国的证券仲裁制度予以改革和完善。
一、证券仲裁概述
（一）证券仲裁的概念及其历史沿革
证券仲裁，是指平等主体的当事人之间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有关证券的合同权益争议或其他财产权益争议，依据事先或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将争议提交给仲裁机构，由其依照一定的程序进行裁决的制度。
证券仲裁制度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逐步产生的。由于证券法是公私混合法，涉及公共金融秩序与社会安定问题，所以早期判例认为证券纠纷并不具有可仲裁性[1]。一直到1987年的Shearson/American Express, Inc. v. McMahon一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确立了所有依联邦证券法律规定的请求均具有可仲裁性。自此，仲裁始开始在证券领域得以应用[2]。
自1993年起，中国大陆与香港订立协议，决定采用仲裁方式解决H股股东为一方当事人的有关争议，并指定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为大陆方的仲裁机构。1994年8月26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颁布了证委发[1994]20号《关于指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为证券争议仲裁机构的通知》，中国证监会则以证监发字[1994]139号文的形式发布了《关于证券争议仲裁协议问题的通知》，推荐采用仲裁方式解决证券争议，2004年初中国证监会和国务院法制办向各地印发了《关于依法做好证券、期货合同纠纷仲裁工作的通知》，并与该年3月17日召开了“证券期货仲裁工作会议”，对运用仲裁方式解决证券期货合同纠纷的工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部署[3]。自此，中国的证券仲裁制度已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
（二）证券仲裁的产生原因
证券民商事纠纷的解决方式主要有诉讼、仲裁与调解三种。 三者之中，调解由于完全依靠当事人双方的协商，不具强制性，故而作用较为有限。诉讼虽然是最为重要的解纷方式，但它存在以下不足：1.受案范围有限，仅限于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对于内幕交易、非法关联交易、操纵市场等无能为力；2.证券诉讼中的“证券”仅指在特定证券市场上发行以及通过特定方式转让的证券，对于因在国家批准设立的证券市场以外进行的交易、在国家批准设立的证券市场上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的交易引发的民事诉讼，并无法律予以规定；3.受理诉讼以行政前置程序或刑事判决为依据，加大了中小投资者证券诉讼的难度以及维权成本；4.因果关系的证明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不利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投资者；5.损失计算标准太低，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以投资人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仅赔偿直接损失，而不包括间接损失；6.法官的职业素质、专业水准及独立性堪忧[4]。
较之以诉讼，仲裁具有一系列优点，主要有：1.仲裁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仲裁的依据来自当事人的协议约定，而非国家的强制力；二是在仲裁协议中，当事人可以在仲裁规则容许的范围内约定提交仲裁的争议范围，可以自主选择仲裁员、约定审理的程序、方式和地点；三是当事人可以约定适用的法律，仲裁庭也可以依据国家惯例、行业惯例及公平合理原则对案件作出判断。2.仲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很多商事争议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这就要求裁判人员具有相应的专业理论和经验。3.仲裁具有较好的保密性。民商事争议常常涉及到一些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商业秘密，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具有较强的保密性，符合当事人对争议保密的需要[5]。4.仲裁具有高效性：一是仲裁坚持一裁终局的原则，故所用时间较短，节约了费用，也减少了市场变化带来的不利因素；二是仲裁坚持自主性原则，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审理制度，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仲裁程序，可以协议决定省略某些程序，程序的机动性使得每一个案件的审理期限相对较短，从而使争议的解决更为快捷。
综上，摒弃刻板、繁冗的诉讼方式，选择温和、灵活的仲裁方式成为证券争议双方的理性体现。
二、中国证券仲裁的现状及其原因
如上所述，证券仲裁具有一系列优点，有利于解决纠纷，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正好相反，过多的案件堆积在并不具备相应知识及能力的法官面前，仲裁机构却门可罗雀。据统计，10年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的仲裁案件不足20起。而尽管法院从2002年才开始受理有关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侵权民事赔偿责任，仅当年各地法院就受理了近900件诉上市公司信息欺诈案件，而且案件数量还呈快速增长态势[6]。这种鲜明的反差不能不发人深省。笔者以为，产生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有：
1.证券仲裁缺乏法律依据。相关法律规范是证券仲裁发展必不可少前提条件。但时至今日，我国证券仲裁的法律框架仍比较薄弱。目前我国证券仲裁的法律依据有：（1）《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该法是所有仲裁事务的根本大法，其许多原则性的规定对于仲裁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并为各行各业的仲裁事务规定了基本的框架。但是，该法本身是宏观性的法律，对证券仲裁的指导作用有限。（2）1993年颁发的《股票发行与交易条例》。该条例第79条、80条规定，与股票的发行或交易有关的争议，当事人可以按照协议的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证券仲裁作了规定。（3）1994年《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第163条规定到香港上市的公司发生了证券争议应当提交仲裁。（4）《关于证券争议仲裁协议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是1994年证监会发布的，规定了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股票的发行或交易引起的争议必须采取仲裁方式解决。
但是，遗憾的是，上述法律法规都仅就一些原则性问题和证券仲裁的某些侧面作了一些规定，其适用的范围较为有限，不能从全局出发综合考虑证券仲裁的各种问题，也没有为证券仲裁设计出适合其特点的思路，更没有制定出统一的仲裁体系和规则。其次，这些法律法规都是十多年以前颁布的，其着眼点是解决当时出现的问题，已经跟不上今天的形势了。再次，除了《仲裁法》以外，其他法律依据的层级都较低，其权威性不足以全面支持证券仲裁。因此，笔者认为，截至目前，我国的证券仲裁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法律体系。
2．证券仲裁的成本较高。上述法律法规均指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为证券纠纷的仲裁机构，这就决定了仲裁地点只能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然而，证券经营机构和投资者散布于全国各地，一旦发生争议，则仲裁将会耗时耗力耗财；并且，在该机构仲裁，程序比较复杂，费用也较高，这些都决定了证券仲裁的成本较为高昂。
3.诉讼和行政解决方式处于垄断地位，诉诸仲裁还未能形成一个氛围。由于重刑轻民的传统思维影响，长期以来法院和行政机关一直是争议解决的主要手段，作为民间性争议解决机制的仲裁自然得不到重视。不仅理论界对其研究不深入，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实践中的案例也不为人所知，普通投资者对其还很陌生，没有形成一个依靠仲裁解决纠纷的大气候。
三、中国证券仲裁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问题的解决办法自然应当依照产生它的原因来寻求，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的证券仲裁制度。
1.制定示范性的证券仲裁规则。仲裁规则是公正处理案件的依据。美国证券仲裁之所以发达，就是充分考虑了证券争议的特殊性，制定了区别于一般商业仲裁的特殊规则，从而充分体现了证券仲裁的专业性、公正性和灵活性。所以，笔者以为，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的做法，制定诸如“证券仲裁示范规则”并加以推荐使用[7]，由当事人在仲裁时选用。这样，就可以基本实现仲裁规则的统一化和规范化，确保证券仲裁的公正性。
2.设置相关的证券仲裁机构。美国证券仲裁机构的设置区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目的是为仲裁创造良好的条件，而不拘泥于统一、刻板的规定，以避免某一仲裁机构垄断仲裁业务，提高仲裁的公正性，并且切实降低仲裁的成本。在我国，在理论上，凡是依据仲裁法设立的仲裁机构都可以承担证券仲裁工作。但是，由于证券争议的复杂性和广泛的社会影响，目前不能赋予所有仲裁机构仲裁证券纠纷的职能，而应采取渐进式的做法。具体可以考虑四种方案：（1）选择一些中心城市的仲裁机构进行证券仲裁的试点工作。考虑到各地仲裁机构的现状，可以选择条件相对成熟的中心城市的仲裁机构以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先行试点，在条件成熟时再逐步推广。（2）推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为现阶段证券仲裁的主要机构，这是1994年我国证券仲裁起步时就已有的安排。但其不足之处在于，由于该机构位于京、沪、深三地，当事人人参与仲裁的成本较高。（3）由沪、深两地的证交所设立行业证券仲裁部门，负责其会员单位之间发生的证券争议仲裁。（4）由方案1提及的试点仲裁机构与中国证券业协会及相关分会合作进行证券仲裁工作。具体操作办法是：由仲裁机构提供组织机构和仲裁规则，由中国证券业协会向其会员单位提供指引，并负责制定、推荐可选择的格式合同，同时向仲裁机构推荐仲裁员。这种专业和行业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证券业协会的网络和人力资源储备，推进证券仲裁的发展，还可以提高证券仲裁的和解率以及仲裁裁决的自动履行率，具有不少优点[8]。因此，笔者以为，方案4应当成为我国目前阶段的首选。
3. 在证券业内开展仲裁的倡导和推荐工作，营造诉诸仲裁的氛围。美国证券仲裁的历史表明，证券业的有关机构和人士注重倡导和推荐证券仲裁工作，是证券仲裁得以发展、生存、壮大的必由之路。美国证券仲裁的直接产生缘由就是有关人士在设计纽约证券交易所之初即在交易所章程中规定了证券仲裁机制。另外，作为证券发行和交易监管部门的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SEC）对证券仲裁的鼓励、支持和推动态度也推动了证券仲裁的发展。但在我国，尽管证券业界对证券仲裁倾注了一定的注意力，中国证监会也在一些文件中提及证券仲裁，但总体而言，证券仲裁并未受到重视。证券行业对于仲裁缺乏了解，很少组织力量专门进行研究，证券仲裁规则也几乎是一篇空白。这种大气候注定了证券仲裁在我国只能是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证券业内开展证券仲裁的普及、提倡、推荐和示范工作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注释：
[1] Wilo V Swan.346 U.S.Ct 182, 98 L. Ed.1953.
[2] Mark J Astarita. Overview of the Securities Arbitration Process [EB/OL].www.seclaw.com/mja.htm, 2003-05-20.
[3]王璐.国务院法制办联手证监会拟引入证券仲裁[N].上海证券报,2003-03-11.
[4]王锐,张韶华,黎惠民.证券侵权纠纷与证券仲裁制度[J].经济问题探索,2004(5).
[5] 张斌生.仲裁法新论[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64.
[6] 张韶华.证券争议:两种法律解决途径的比较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4(1).
[7] 何震,方菲.浅议美国证券仲裁制度的特征[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8] 王秉乾.证券仲裁法律制度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34.


谈正当防卫的认定应注意区分以下几个界限

田永东


　　处理正当防卫案件，情况比较复杂，往往涉及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审判实践中，一般要注意区分以下几个界限：
　　一、要把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的侵害行为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犯罪分子所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加以区别
　　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毕竟不同于有责任能力人的故意犯罪。对于这类案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果防卫人确实不知道侵害人是未达到责任年龄的人或者是精神病患者因而实施了防卫行为的，应当认为是正当防卫。如果是明知的，一般不允许进行正当防卫，应尽可能采取其他方法躲避侵害；只有在迫不得己的情况下，才允许实行正当防卫。对于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不法侵害行为则不同，实行防卫是国家鼓励支持的合法权利，可以直接实行正当防卫。
　　二、要把正当防卫与相互斗殴加以区别
　　正当防卫是侵害者明显地实施不法侵害，而防卫人则明显地处于被迫防卫的地位，他所进行的防卫是正当的、合法的。互相打架斗殴、聚众械斗等行为，双方都有侵害对方的故意，双方的行为都是不法侵害行为，都不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
　　处理这类案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双方结束斗殴以后，一方出于报复，又重新主动侵害对方，而对方不愿再行斗殴，退避不予还手，但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确属被迫自卫反击的，不能再当作互殴案件对待。如果防卫行为没有过当，则应视为正当防卫。二是区分正当防卫与互相斗殴，不能单纯以行为人过去有无劣迹、当时是否携带凶器为划分界限，而必须以行为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条件为标准。在审判实践中，往往把一些曾因打架斗殴被拘留过或者有过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为了防身而非法携带管制刀具的人所实行的正当防卫，误认为是“互殴”或者“寻衅械斗”。对于这类案件，必须结合具体案情作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应当指出，任何公民包括犯过错误或者犯过罪的人，在其面临不法侵害时，同样享有正当防卫的合法权利。
　　三、要把作为正当防卫对象的故意实施不法侵害的行为人与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加以区别、
　　正当防卫要制止的是有意识的不法侵害行为，即故意的行为。对过失犯罪行为不适用正当防卫。因为它是一种无意识发生的行为，只有在危害结果实际发生以后，犯罪才能成立；过失犯罪一旦成立，危害行为也就已经结束，自然也不存在正当防卫的问题。
　　四、要把在实行正当防卫时，由于事实认识错误而对第三者造成损害与故意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加以区别
　　因事实认识错误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防卫人不具有非法伤害的故意，一般都是由于第三者的突然出现等客观原因，而使防卫人误认为是侵害者的同伙所致。对于这种因事实认识错误而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应按处理事实认识错误的原则解决。有过失的，按过失承担责任；没有过失的，就不负刑事责任。如果防卫人明知第三者（主要是指定侵害者的家属）没有参与实施不法侵害行为，出于报复或者为迫使侵害者停止侵害而故意加害于第三者的，则应按故意犯罪论处。
　　五、要把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与正当防卫行为加以区别
　　所谓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是指负有某种特定职责的人员，执行合法的命令或者进行符合本人职务责任的行为。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与正当防卫行为一样，都是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同样都不能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但是，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与正当防卫行为又不完全相同，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其主要区别：一是正当防卫是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而不是公民的一项法律义务。而履行职务的行为则不同。对于负有某种特定职务责任的人员来讲，它不仅是一项法律上的权利，而且主要是一项法律上的义务。在必须履行职务的时候，放弃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要负法律现任。二是正当防卫人必须以存在不法侵害的事实为前提；而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则不要求以不法侵害为前提。当然，有的也会面临不法侵害，如人民警察佩带的武器遭到暴徒抢夺时，所实行的武力回击行为，就是正当防卫行为，而不属于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但有的则不存在不法侵害，而是其职责的要求。如执勤哨兵发现正在服刑的罪犯逃跑而鸣枪制止罪犯逃跑，或者在鸣枪警告后罪犯继续逃跑时，哨兵将罪犯枪击致伤或者死亡，这是合法的正当职务权力，也是应尽的义务，否则就是失职。因此，负有职务责任的人员，不能借口没有不法侵害而拒不执行应当履行的职务。
　　六、要把所谓的“大义灭亲”行为与正当防卫行为加以区别
　　所谓的“大义灭亲”，是指父母兄弟等对自己亲属中的“不肖子弟”私自予以处死。某些地区把这类案件习惯统称为“大义灭亲”，有的还把它当作正当防卫处理。
　　“大义灭亲”与正当防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我国刑法没有“大义灭亲”的规定。对于亲属中作恶多端的人，如果他正在进行不法侵害，他的父母兄弟等亲属可以实行正当防卫。否则，任何近亲属也无权以所谓“家法”擅自将其处死，而应当向有关机关告发，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私自将“不肖子弟”处死而不具备正当防卫条件的，应按故意杀人罪论处。如果被杀的亲属确实是一贯为非作歹，经屡教不改的，或者是屡受其威胁迫害，经告发而又没有人管的，或者确有其他可以从轻、减轻情节的，处理时可以酌情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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