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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宪法修订案中首次强调尊重和保护人权
对特殊群体人权保障的问题

傅欣


内容提要：随着2004年新《宪法》修正案的公布，中国的人权法制建设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本文着重从特殊群体的人权的宪法保护的问题方面进行探讨，试图论述本次修宪的不足及对修宪的完善提出的一些浅薄的看法。

关键词：宪法修正案 特殊群体 人权

2004年3月，随着新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新的宪法修正案经全体人大代表表决以高票通过了。在这次的修正案中，最令人鼓舞的一条便是将《宪法》第33条第三款改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将原来的第三款作为第四款置于其后。正如大多数媒体所言，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这也是在我国政府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我国人权的又一成功。然而，《由于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其性质直接决定了这部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可能非常具体、详细，所以，当我看到整个修正案中只有这一条是直接关于人权保障时，又不无感慨。因为这次修宪虽然规定了保障人权的条款，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另外，由于保障人权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保障特殊群体的人权，而这次修宪中并未曾涉及。
也许有人会疑问，原来《宪法》的第45条、第48条不是已经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作出保障性规定了么？即便这次修宪中未再次涉及，也无妨呀。
但是本人却认为：
首先，并非一切特殊群体都已经被《宪法》所保护，《宪法》只保护了其中的一部分，如老年人、残疾人、妇女。特殊群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特指某些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及其生存状况。那些由于自身或社会原因常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被称为特殊。特殊主要表现为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的低下，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低下使得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体现为一种特殊。其特征表现为：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因此，不论在哪个国家，特殊群体的外延都是很广泛的。例如某些患有心理疾病（具体如同性恋者）或生理疾病的人（具体如肝炎携带者），其平等工作权就容易受侵犯；再比如一些因为先天的身份性因素而直接在寻找工作过程中遭受歧视的人群（具体如农民工、在北京、上海的外地大学生）。这些特殊群体在人口数量上是不容忽视的，但在实际的生活待遇上却是被人忘记的。谈论至此，本人想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有一段涉及实质正义的论述，转述于此：“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不平等，……作为社会制度或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必须从最少受惠者的角度来考虑补偿问题。”“补偿原则是指为真正对待所有人，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求按平等的方向补偿有偶法因素造成的倾斜，通过法律手段使之重新平等。”事实上，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最少受惠者”的数量及类别却在不断增加；更令人悲哀的是原先仅因“偶法”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却有可能因为法律的规定变成合法的不平等。例如《公务员条例》就规定肝炎携带者不能当公务员；《律师法》也规定受过刑事处罚（过失除外）的人不能拥有律师执业证书。以上这些违反《宪法》中关于一切公民享有工作权的法律法规直接侵犯特殊群体的权利。
其次，《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在立法技术上是封闭性的，而非开放性的。这直接导致公民（是否是特殊倒在其次）权利的不完全规定。而如果《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不能将全部公民权利加以保护，那么不知道哪部法律敢越俎代庖。如此以来，即便目前《宪法》有第33条第3款，而由于规定的不明确也将形同虚设。另外，作为特殊群体而言，只在《宪法》中规定几种权利，是远远不足以保障的。因为针对特殊群体人权的保护，要求遵循以下五个原则：（1）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解决特殊群体问题的过程中，国家不仅需要物质的扶贫，更重要的是人本的关怀和感情的投资。任何政府都必须以人民的社会权利和基本福祉为最高原则，最大限度地提供可利用的资源，使公民的权利得以加速实现。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民众不仅不必惧怕政府，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的“公仆”履行其本身的义务。“权利使得最边缘化、最没有势力的人或群体也能借助国家的或国际的法律框架向政府提出权利要求”。缺乏关怀和关爱的扶贫投入，其社会效益和人文效益只能是事倍功半，因为心怀牢骚的贫民哪怕得到再多的救济和福利，仍然会对政府和社会感到不满，这并无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相反，如果政府的物质投入有限，但扶贫的过程处处充满人性和人道的关怀，其效果却反而是事半功倍。因此，突出特殊群体中的“人本原则”，给予特殊群体社会的认同与人格的尊重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2）平等原则。平等是指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处的同等地位和所享有的同样权利。平等观念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与法同时产生的，是法的固有属性之一。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最早以法的形式作了确认：“法律对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我国宪法也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后来，随着人权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又提出了权利平等原则，这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着重于强调反特权、反歧视，要求人人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而权利平等要求全体公民都应享有某些基本的、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即权利平等不仅仅包括政治权利的平等，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平等，因此对特殊群体的权利进行保护首先要确立平等的原则。（3）特殊保护原则。人权保护理论兼有积极性和消极性双重属性，由于人权主体所处的社会关系和自身条件的不同，对一些特殊地位的主体有必要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给予特殊保护。特殊群体作为权利易受侵犯，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对其保护应采取特殊保护的原则。包括：①禁止歧视原则。此原则主要是在消极意义上对特殊群体权利所采取的保护，其内涵为禁止对特殊群体干涉并采取宽容政策，如女性与男性有平等的工作权，残疾人与健康人有平等的名誉权，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等。②特殊保护原则。该原则要求国家于情况需要时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确保特殊群体能够获得充分发展与保护，加速实现社会的整体平等。早在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美国民权运动的肯定性行动就反映了该原则。西方学者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更是反映了对特殊群体的特别关注。第一个是平等的自由原则，即每个人都应在社会中享有的自由权利；第二个原则是差别原则和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差别原则要求在进行社会化财富分配时，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最少受惠者，就是说，利益分配应该向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倾斜；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要求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职位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的理论反映了一种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一种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一个社会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地位的愿望。其目的在于想尽量将自然及社会环境对人所造成的不平等减少到最低程度，使大家在竞争的出发点上真正平等。另一位西方学者德沃金区分了两类平等概念，第一类是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要求平等地分配某些机会或义务。第二类是作为平等的个体而受到对待的权利，这一权利要求每个人都能受到同样的尊重和关心，强调人本身的平等，而不仅仅是某些机会或义务的平等分配。按照德沃金的观点，自由和平等这一对在自由主义理论看来是对立冲突的范畴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残疾人、智力迟钝者、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而言，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补偿他们可能遭受自由损失，也就是说，分配给他们足够的资源，使他们享受和平常人一样可能的自由。德沃金这一抽象的资源平等理论为特殊群体的权利提供了充分的保护。社会特殊群体或由于自然的原因无法拥有平等的资源，或由于社会的原因受到歧视而被剥夺了本应拥有的资源，根据“把人们当作‘平等个体’来对待”的原则，特殊群体的潜在损失必须受到关心，政府应当补偿给他们没有拥有而本应拥有的那部分资源。上述罗尔斯、德沃金的机会均等论、资源平等论等无疑是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平等理论，构成了特殊保护原则的主要内容，其对特殊群体的保护无疑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4）区别对待原则。此原则要求对特殊群体进行特殊保护应针对各个特殊群体的特殊属性而有所区别对待，也就是说每个特殊群体都有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特殊属性，也正是因为该属性，该群体才会受到歧视，处于特殊，因此特殊保护的措施只能针对该特殊群体作出。比如，对下岗失业人员我们强调对其就业援助，对儿童我们强调其健康成长的权利，对残疾人强调其受教育权，就业权等等。（5）合理性原则。虽然体现特殊保护原则的“肯定性行动”给特殊群体带来了福音，但是“肯定性行动”很快受到来自另一个方面——“反向歧视”的挑战，肯定性行动政策与“反向歧视”观点的争论焦点在于国家对特殊群体所采取的补偿性措施是否合理，这种区别待遇是否合理。我们认为，尽管反映了特殊保护原则的肯定性行动政策有其合理的内核，但是无所限制地采用积极措施确实会形成对强势群体的“反向歧视”，同时形成一些其他的诸如道德公害和欺诈等的社会负面效应。因此，为了避免这一系列不良后果的发生，对特殊群体特殊保护应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与其自身境况相当，也就是说，差别待遇应该有理、有利、有节。因此，特殊保护应坚持合理性原则，要遵循一定规则，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这样，其运用不仅不会形成对强势群体的反向歧视，反而由于缓解了社会冲突与矛盾，会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更公正的意义上实现社会的整体平等。
再次，不论法律规定的人权的内容的多寡，如果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对侵害特殊人群的行为进行规制，即便《宪法》中规定的人权再详细或在有开放性也是徒劳的。因为罗马法的谚语“无权利，无救济”早就从现实的方面证实：没有救济机制的权利就是不能实现的权利，因而就不是权利。所以本人认为，《宪法》不应只规定公民享有哪些权利、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侵犯哪些权利，还应规定公民的权利受侵害后如何救济的问题。特别是针对特殊人群，因为他们的承受能力有限、侵害别人的能力更加有限，故更易受到别人的侵害，更应加大对其的救济力度。
而针对上述问题，本人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改进：
首先，要建立起一整套稳定、明确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平等的公民权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特殊群体对自身权益的保障不应仅仅局限于普通法律，更应通过宪法，使宪法所确认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全面的、充分的实现与保障，使宪法真正成为“权利的宪法”。因此，充分发挥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功能和义务，应当是基本权利的固有内涵，是宪法规范的基本功能与宪法规范作用发挥的基本目标。 当然，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只是一种框架性的内容，具体内容需要相关的部门法来规定，并不是说宪法可以代替部门法的功能；但同样也不能有了部门法就不需要宪法自身的保障了。虽然我国宪法确认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原则和内容，但由于我国部门法规范尚不健全，特别是不少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得不到部门法的确认与保障，不少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并没有相应的部门法的保护。这就产生了基本权利虚置的问题。据学者统计，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有十八项之多，但时至今日，只有其中九项基本权利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加以保障，另外九项则长期停留在宪法字面上，缺少成为实践中的权利的必要渠道。
其次，要建立和健全一个保护和保障既有权利的社会环境和法律机制。在宪法与法律保障人们享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权利，以及得到获取权利的机会之后，并不能保证人们已经摆脱了权利的失衡状态，因为社会还需要建立和健全一个保护和保障既有权利的社会环境和法律机制。不然的话，现有的权利和机会仍然有可能随时得而复失，得到权利的过程和机会需要公平，失去权利的过程和机会也需要公平和公正。尤其是维护权利的法律，更需要保障人人平等。
第三，增强特殊群体在法规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中的参与。其实强调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一大要义是需要特殊群体“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并促使现有的规则趋于更合理，更公平。由于长期无法参与有关游戏规则的制定，越来越多的特殊群体出现了对主流社会的认同危机，长此以往，这批权利贫困集团被日益边缘化，对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出现逆反心理。并且，他们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方式常常是非制度化的、突发性的，这种方式很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如果有关特殊群体保护的决策实际上是由强势群体进行的，这种决策在有效满足特殊群体需求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只能依赖决策者的善良愿望。因此，特殊群体问题是政府、特殊群体以及非特殊群体之间的复杂的互动行为，特殊群体本身也应该是行动的主体之一。
最后，完善特殊群体的权利救济机制。目前，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违宪审查制度，因而，公民很难通过合法、有效的途径获得权利救济。宪法规定的内容涉及的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直接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那么一旦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没有相关的部门法来保障时，就必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在司法领域得到贯彻实施，就不可能树立宪法的权威，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现行的司法制度，探寻建立普通法院司法审查机制的合法性与可能性，赋予普通法院以司法审查权，使得公民的宪法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特别是司法权力的保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障。
以上，便是本人对今年修宪的一些看法，也许过于苛求法律完善的一步到位的程度，而忽视了法律发展所需要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此请老师谅解。




参考书目：
①《正义论》，罗尔斯 著 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 译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
② 新浪新闻中心 2004年全国 “两会”新闻专题报道


山西省晋城市人民政府


晋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城市行政执法监督办法》的通知



晋市政发〔2006〕3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及驻市各有关单位：

　　《晋城市行政执法监督办法》已于2006年11月20日经市人民政府第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落实。

晋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晋城市行政执法监督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监督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本市行政区域内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监督是指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府对其所属工作部门及垂直管理部门、上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对下级人民政府所属相应工作部门的行政执法活动实施的监督以及行政机关对其所属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进行的监督。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机关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具有行政执法权的工作部门，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执法权的组织以及受行政机关委托行使执法权的组织。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法制机构是该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实施行政执法监督的工作机构，具体负责行政执法监督的有关工作。

　　人事、监察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协助做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第五条　行政执法监督应当遵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及上下结合、内外结合、主动监督与受理投诉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行政执法监督需要新闻单位或者社会各界支持配合的，有关新闻单位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予以支持和配合。

第二章　监督的实施

　　第七条　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法制机构的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除对当场发现并须及时纠正的执法违法行为进行检查纠正外，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监督证件。

　　第八条　行政执法监督实行回避制度。

　　执法监督人员所承办的监督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九条　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进行审核确认，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在本行政区域内进行公告；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发生变化时，应当补充公告。

　　第十条　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法制机构应当按照《晋城市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管理办法》，做好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和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工作，建立行政执法人员档案。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监督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进行：

　　（一）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
　　（二）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
　　（三）备案审查规范性文件；
　　（四）对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考核评比；
　　（五）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调查；
　　（六）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执法行为的投诉、举报。

　　被监督单位和人员应当如实报告情况，提供有关资料，接受监督。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

　　第十二条　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法制机构应当建立定期监督检查与不定期监督检查相结合的制度。

　　监督检查内容分专项检查和全面检查。

　　被检查机关要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说明。

　　监督检查结束后，法制机构应当出具监督检查报告。

　　第十三条　法制机构应不定期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案卷进行检查、指导和评比。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制发规范性文件，应当按照《晋城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暂行办法》，报请法制机构审查和备案。

　　第十五条 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法制机构应每年对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执法效果进行考核评比。

　　第十六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下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其所属工作部门及垂直管理部门的执法行为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民意调查；

　　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应当对本部门具体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民意调查。

　　民意调查可采取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定期走访等方式进行。

　　民意调查结果是人民政府、政府各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执法工作的重要考核指标。

　　第十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或者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法制机构投诉和举报：

　　（一）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四）违法实施行政收费的；
　　（五）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六）违法实施行政裁决的；
　　（七）其他违法执法行为，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县（市、区）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的行政行为不服，向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投诉的，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的，可以直接受理。

　　第十八条　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法制机构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执法行为的投诉、举报。投诉、举报事项符合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条件的，进入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程序；不符合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条件的，由法制机构调查处理。

　　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
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每年应当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下一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考核、评议。

　　第二十条　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法制机构应当建立行政执法情况通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的对本地区、本系统的行政执法情况进行通报。

　　第二十一条　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对本行政区域内有重大影响、有争议、久拖不决的行政执法案件，应当及时进行监督检查，受监督检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期限反馈办理结果。

　　第二十二条　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行政不作为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全面履行法定职责。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于每年1月15日前以书面形式向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报告上年度本部门行政执法情况。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于每年1月30日前以书面形式向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报告上年度本地区行政执法情况。

　　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统计制度,按照规定向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报送统计资料。

　　第二十五条　行政执法机关之间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争议的，争议各方应当主动沟通，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提请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主持协调。在争议没有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下发排斥或者涉及对方法定职责权限的文件。

　　行政执法争议经协调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制作协调意见书，各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执行；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决定一经作出，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必须执行。

　　第二十六条　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和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积极开展有关行政执法的调查研究，改进行政执法工作。

第三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开展行政执法活动；
　　（二）违法发布规范性文件并造成具体行政行为普遍违法；
　　（三）擅自设定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或者行政收费项目并予以实施；
　　（四）应报备案的规范性文件未按照规定备案；
　　（五）作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者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六）拒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超越职权；
　　（七）拒绝执行行政执法监督决定，妨碍行政执法监督检查；
　　（八）其他违法行政行为。

　　第二十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滥用职权、滥施处罚；
　　（二）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执法；
　　（三）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徇私枉法、索贿受贿，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四）拒绝执行行政执法监督决定，妨碍行政执法监督检查；
　　（五）其他违法失职行为。

　　第二十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二十八条规定的，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作出以下处理：

　　（一）责令立即纠正或者限期改正；
　　（二）责令履行法定职责；
　　（三）给予通报批评；
　　（四）暂扣或者吊销行政执法证件，接受整顿、培训、考核；
　　（五）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权机关撤销违法行政行为；
　　（六）建议有行政处分权的机关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七）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处理措施。

　　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执行前款规定，可以向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发出《行政执法监督建议书》或者《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需要撤销有关行政执法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的，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向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发出《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

　　《行政执法监督建议书》和《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加盖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行政执法监督专用章，《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加盖本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专用章。

　　接到《行政执法监督建议书》、《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和《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的单位，应当在30日内向发出建议书、通知书、决定书的机关报告结果。

　　第三十条　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法制机构对监督范围内行政执法机关和人员的违法执法行为，可以参照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　有行政处分权的机关接到同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的建议后，应当认真调查，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责任，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第三十二条　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法制机构和行政执法监督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
妨碍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履行公务，情节严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被监督单位和人员认为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法制机构或者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违法行使监督职权的，可以向其上级行政机关投诉和举报。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对投诉和举报的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作出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实施，《晋城市依法行政监督检查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