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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司法会计学教育问题研究

于朝（yuxllg@sina.com)


　司法会计学是法学中研究司法会计活动的规律、机制、方法和对策的一门边缘学科。司法会计学教育是法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就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情况、现状及如何发展这一教育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活动能有所促进。

一、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的研究及教育的回顾

“司法会计” （Judicial accounting）一词是外来词，来源于大陆法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传入我国。在英美法系中，司法会计一般称之为法庭会计（Forensic Accounting，有译为“法务会计”）。

　　我国的司法会计理论最先是从前苏联引进的。1954年引进的前苏联法学理论中，有一法学分支学科《会计核算与司法会计鉴定原理》。后由政法学院主管部门（高等教育部）于1956年将其列为法律专业的选修课。从此，我国开始了司法会计学的教育活动。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形式较为单一，法律事务很少涉及财务会计问题，因而除少量会计人员的贪污案件外，司法会计在我国法律诉讼中很少应用。受司法实践发展的制约，至70年代末，我国几乎没有人对该学科进行专门研究。

　　1981年7月，司法部在制定法学专业的教学方案时，将《司法会计》列为选修课。基于开设课程的需要，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的何联升、许兆铭同志开始涉足司法会计学研究，并于80年代中期在法学专业开设了《司法会计鉴定学》或《司法会计》课程。之后，又有一批政法院系的法学教学人员、财经院校的会计教学人员和检察机关的干部介入司法会计理论研究。90年至92年期间，司法会计专业出版物的发表达到一个鼎盛时期。除一些政法学院、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自编教材外，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编写了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司法会计学概要》、司法学校教材《司法会计基础教程》。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首先是基于司法会计学教育的需要而开展的。这不免对司法会计学的研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我国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路线，大都是直接借用前苏联的理论体系和总结诉讼中的一些做法。这种研究路线导致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出现两大失误：一是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认为司法会计即指司法会计鉴定，将司法会计鉴定归纳为查帐、查物和写鉴定书，这一观念严重制约了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发展。二是，受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做法所限，一则是将司法会计活动仅限于某些个别案件，例如：84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将司法会计鉴定解释为“即运用会计学专业知识，对国家或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中怀疑有贪污行为的财务人员经管的财务帐目进行的一种鉴定。主要解决对财物收支出纳是否平衡，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在财物流转中是否舞弊以及如何舞弊等”；二则，将财务会计错误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列入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有些司法会计学或司法鉴定学教科书中，甚至直接将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贪污、挪用、偷税、抗税等列为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这些理论研究的成果，被长期运用于司法会计学教学和职业教育，对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例如：由于理论上将司法会计检查与鉴定混为一谈，我国诉讼法中至今没有关于查账的具体规定。再如：因受这类观点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超出财务会计问题的范围出具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本应出具有罪证据但实际出具了无罪证据（但法官仍作为有罪证据采信）等混乱局面。

　　笔者从1984年开始研究司法会计的学科体系。通过研究认为，司法会计学科体系的建立应当符合科学性、合法性和适用性的要求。因此，在司法会计理论研究中，以诉讼立法精神和刑事侦查学原理为指导，借鉴法医学等学科的体例，采用了先进行基本原理研究后建立实务操作理论系统的研究路线。通过十多年的业余研究，完成了“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研究”课题。提出了将司法会计从理论上和实务中均分为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两大分支的“二元”立科思想。在理论体系方面，提出并建立了以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为基本结构的“二元”理论模式；在研究成果方面，从学科原理、操作程序、操作方法和实务理论等方面解决了将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进行分科的所需的一些理论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主张逐步推行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由案件承办部门和技术部门分别主持，以及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只回答财务会计问题的做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于1995年起将“二元”司法会计理论运用于司法会计专业的职业教育。

　　从司法会计活动看，在笔者接触到的文献中，尚未发现建国前有关司法会计活动的具体记载。但我国唐朝将管理百官俸料、赃赎的比部司置于刑部管辖，宋朝有过延续。这一做法与刑部处理官吏职务犯罪案件需要比部司协助查帐是否有关尚不得所知。五十年代开始，随着公有制经济的建立，财务会计技术的应用得到普及，诉讼机关在查处贪污、投机倒把、偷税等案件中开始出现会计检查和会计鉴定等司法会计活动。受政法院校开展司法会计学教学活动的启发，1985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部门提议，基层检察机关开始配备专职司法会计技术人员，逐步建立了司法会计专业技术门类。全国检察机关已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逾千人，每年检案万余件，在协助侦查部门查账、提供司法会计检验鉴定结论，保障了诉讼的依法进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已开始进入总结提高阶段。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还加强了司法会计学的职业教育工作，全国举办了18期司法会计专业人员上岗培训和两期侦查人员培训。80年代后期以来，法院在审理一些民事、行政案件时，也开始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相关问题的司法会计鉴定。近年来，审判机关、公安机关也开始酝酿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开展司法会计技术工作，并采取不同形式进行司法会计学职业培训。

　　二、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现状

　　学历教育方面，目前我国在法学本科专业中进行司法会计学选修课教育主要集中于少数政法院校和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系至今几乎没有开课（或以会计学课替代）。我国目前已有几所学校开设了司法会计专业或司法会计方向的本科教育体系，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有几位司法会计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亦有博士研究生涉猎该专业研究。为了开拓教育领域及适应司法会计专业人才的需求，有的财经院校曾试办过司法会计学专业证书班，有些财经院校的会计专业则开设了司法会计鉴定课。

职业教育方面，我国检察机关比较重视对司法会计学的职业教育，除司法会计专业人员上岗需要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外，对侦查、起诉等业务人员也进行一些司法会计学教育活动；公安机关已从99年开始对经济犯罪侦查人员进行司法会计业务培训；法院系统虽尚未将司法会计学单列为职业教育的内容，但在司法鉴定业务培训中已涉及了司法会计鉴定的内容；作为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司法部目前正考虑编写司法会计学职业教育教材，以并酝酿在律师及司法会计学鉴定人中进行司法会计学职业教育。

应当说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已近40年，但到目前为止的教育内容、教育的普及性与司法实践的需要差距较大。影响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主、客观因素主要有：

（一）从主观方面讲，对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是制约司法会计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目前，由于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不足，导致司法实践及司法会计学研究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取证难或不会应用司法会计技术查处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业务事实。由于大多数刑事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都缺乏必要的司法会计学知识，多数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尚不掌握通过司法会计检查来收集书证的基本工作技能，也不清楚通过司法会计鉴定应当和可以解决那些财务会计问题，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出现这样一些情形：（1）遇有需要收集财会资料证据问题时，不会收集或不能正确收集，导致许多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刑事案件无法侦破；（2）涉及利用财会资料证据证明问题时，不能正确利用这类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有的不能正确判断证据的含义进而将有罪证据作为无罪证据使用或反之，有的则不能正确判断证据的真实性进而以假当真，这是造成一些案件错诉错判的原因之一；（3）对需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情形不送检或提出不适当的鉴定要求；（4）不会收集司法会计鉴定所需的检材至使一些鉴定无法进行，等等。如何使大多数刑事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掌握必要的司法会计学知识，这是法学教育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二是，司法会计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我国目前几乎没有专门从事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人员，只有为数不多同志在兼职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从诉讼业务的需要讲，全国至少需配备两万人左右司法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而全国现有在岗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仅千余人。人才缺乏所造成的后果是：首先，已造成司法会计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被动；其次，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诉讼机关的证据收集活动受到司法会计技术方面的限制；第三，即使已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的一些诉讼机关，也出现了因技术力量不足而不便进行司法会计检案或草率检案的情形。

三是，现有司法会计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亟待提高。我国目前从事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以经济法学专业人士为主，大多缺乏研究司法会计学的必要理论基础；诉讼机关已配备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则主要是从会计、审计等工作岗位选调来的，其专业技术水平大多还处在应付诉讼的阶段。由于司法会计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不合理，给专业理论研究及实践中带来一些问题：一则，我国研究司法会计学的历史虽不长，但已经走了许多弯路，一些研究成果的运用已给司法实践造成了不少危害，究其原因，司法会计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不合理当属主要因素之一；二则，许多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尚缺乏开展司法会计业务所需的法学、司法会计学专业的理论和技能，因而导致司法会计实践中经常出现违法检案和技术性错检的情形。

（二）从客观方面看，理论研究成果中的偏颇、司法实践中对证据要求不高、教育机制方面的欠缺以及缺乏必要的客观环境等，也对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开展形成了障碍。

首先，从已发表并投入法学学历教育的司法会计学研究成果看，过于偏重对会计学的介绍和审计理论的移植，缺乏对司法会计学的许多基本理论的揭示，是我国多数司法会计学书籍的共性。这些研究成果给人们以多方面的误导：一是，认为司法会计学教育必须会计学教育为前提，似乎法学教育中无法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这是导致法学教育中忽视对司法会计学的教育的原因之一；二是，认为司法会计仅指司法会计鉴定，因而司法会计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司法会计专业人员，非专业人员不需要学习和掌握司法会计学知识，在法学教育中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无用”；三是，认为司法会计与审计无技术上的差异，大量地引用审计学的内容，给人以司法会计学完全可以由审计学取而代之的印象。这些偏颇理论的误导，致使人们对在法学教育中是否需要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产生疑问，而这一疑问如果不加以解决，也就难以讨论司法会计学教育问题。

其次，从法律诉讼实践看，我国历史上一直采用以言词证据作为主要证据的诉讼模式，法官对口供、当事人陈述及证言比较重视，对其他证据都显得不太重视；在通过技术活动取得的证据中对法医活动所形成的证据比较认同，对司法会计活动所形成的财会资料证据、司法会计检查笔录和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等证据常常显得不太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司法会计活动在诉讼中的重要性势必会受到影响。例如：目前许多案件在缺乏必要的书证情况下，案子却照常进行审理和判决；一些刑事案件都是在犯罪嫌疑人不供认犯罪的情况下才想到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但常常因事过境迁无法获取检材，司法会计鉴定也无法进行。由于司法实践中对司法会计活动的重视程度不高，因而对法学教育中的司法会计学教育也必然产生不良影响。举个例子：目前法医活动在各类诉讼中的应用量不足司法会计活动应用量的一半，但由于法医活动在诉讼中被重视的程度远远高于司法会计活动，所以，几乎所有法学院系的法学学历教育中都有法医学选修课，但绝大多数综合性大学的法律院系都没有开设司法会计学课程。

第三、教育机制方面的缺陷，主要是计划教育机制对司法会计学教育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司法会计学教育有跨学科教育的特点，而目前我国实行的主要是专科教育机制，根据人才市场的需求进行人才培养、跨学科进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机制尚未普遍建立。司法会计学教育包括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两类，其中，普及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从事立法、法学研究和司法实际工作的人员，而专业教育的对象的主要是从事司法会计学研究、教学和司法会计鉴定技术人员。根据现有教育机制，司法会计学的普及教育应当由法学教育部门承担，而司法会计学的专业教育需要会计学教育部门承担。但实际上，由于法学教育部门对司法会计学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师资、课程设置方面都不愿意做适当的投入；而大部分会计学教育部门因目前尚未受到学生就业困难的困扰，所以也不愿意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的投入。

第四、司法会计学教学人才的匮乏，也是制约司法会计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需要复合型教学人才，教学人员既要熟悉法学又要熟悉会计学。这种复合型教学人才理应由大学负责培养，但按现行的教育体制也很难完成这类教育人才的培养。

另外，由于缺乏专业人才，我国于1992年便筹备成立的司法会计标准化委员会至今尚未果，致使司法会计专业活动缺乏必需的专用技术标准。
赵兼志\刑事法判解研究

如何正确理解、认定受贿罪犯罪未遂
李新受贿案


［裁判要旨］
被告人：李新，女，55岁，原系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功能检查科主任（主任医师）
1999年至2001年，时任原达州地区（现达州市）人民医院功能检查科副主任并主持工作，在向本单位申请购买四川成都榕株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榕株公司）的惠普1000型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系统（简称彩超）和本单位购买惠普4500型彩超其以单位负责人名义验收签字过程中，先后收受榕株公司总经理罗志榕送的现金3万元和16万元建设银行储蓄卡一张(存折由罗志榕保管)。 2001年1月7日李新持卡到建设银行核实了卡上金额为16万元，因不知建行储蓄卡连续使用交易达到规定的笔数后，需到建设银行所属联网储蓄所补登存折，储蓄卡才能继续使用的规定，当其连续46次在达州市建设银行多处框员机上取款2.3万元后，在第47次取款时发现框员机提示卡上无钱，认为卡上余款已被罗志榕用存折取走，便没有再行取款。案发后，李新退出脏款5.3万元，检察机关从李新使用的名为张玉的建行帐户上追回余款及孳息计14.080538万元。
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新收受一张存有16万元人民币的储蓄卡，送卡人罗志榕未将该卡的储蓄存折交给李新，虽然李新可以随时提取，由于持卡人和持折人都可以取款，故该16万元财产权利还没有发生完全的转移。依据建行储蓄卡章程第十一条“卡、折并用的储户，连续使用储蓄卡办理交易达到银行规定的笔数后，应到建设银行所属的联网储蓄所补登存折，否则，储蓄卡将不能继续办理交易”的规定，李新没有储蓄存折，无法进行补登，故卡上余额13.7万元，李新始终不能获得，不应认定为李新的受贿金额。为此，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李新收受他人现金3万元和收受建设银行储蓄卡从框员机上取出的2.3万元，共计5.3万元为李新受贿金额。
据此，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一、被告人李新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被告人李新所获全部脏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宣判后，达州市人民检察院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理由是：李新接受罗志榕存有16万元的建设银行卡及其密码时，其受贿16万元的行为已实行完毕，达到既遂状态。判决书只认定李新从银行卡上取走的2.3万元系受贿金额，卡上未取的余额13.7万元不是受贿金额的结论是错误的。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达州市人民检察机关提出李新受贿金额为19万元，经查属实，应予支持。经查，根据建行的相关规定，李新所持储蓄卡在使用48次后，必须到银行补登存折，否则，将不能再行取款。李新所收的储蓄卡曾被使用过2次，在李新从该储蓄卡上连续取款46次后，已无法再行取款。由于李新意志以外的原因使其已无法实际占有卡上余款13.7万元，其受贿16万元未能得逞，尚未实现其犯罪目的，系犯罪未遂。因此，达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李新收受罗志榕16万元已达到既遂状态的理由，与客观实际和法律规定不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未予采纳。鉴于李新受贿19万元中有13.7万元属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原判认定李新犯受贿罪的事实正确，但认定犯罪金额为5.3万元，对其未实际占有的13.7万元不认定为犯罪金额，由此导致量刑不当，应予纠正。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李新受贿犯罪的事实和情节，作出终审判决：一、撤销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达中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即以受贿罪，判处李新有期徒刑五年；对李新获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新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三、对赃款及孳息全部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疑难争议］
被告人李新对储蓄卡上未取走的13.7万元是否应认定受贿金额？是否属于犯罪未遂？
［学理探讨］
（一）储蓄卡上未支取的款项应认定为受贿金额
当前大额贿赂犯罪行为多以储蓄卡作为载体，通过储蓄卡来完成。这种犯罪有两种情况: 其一，行贿人以受贿人的名义开户存入大额现金后，将卡送与受贿人，此种情况财产所有权已发生转移，受贿人收到的储蓄卡等同于收到现金，对于这种情况，司法实践中没有争议。其二，行贿人以他人的名义存入现金后将卡和密码送与受贿人，收到的储蓄卡的金额是否能认定为受贿数额？理论界和实务界分歧较大。
我国刑法学对如何认定行为人收受他人财物，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一是转移说，认为应以行为人索取或者收受的财物的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作为标准。二是控制说，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已控制索取或者收受到的财物为标准。三是失控说，认为应以财物所有权人因犯罪分子的索取或者收受行为丧失该物所有权为标准，四是损失说，认为以造成所有人财物损失为标准。
笔者认为：所有权转移说仅仅针对动产好认定，但对于不动产如土地、房产，犯罪分子实际取得，占有该财产，却不办理过户，所有权不发生转移，这明显不利于打击犯罪。损失说对钱权交易而言，没有损失可言，财产有无损失，是一个量刑情节，不是认定犯罪构成和既遂、未遂的标准。控制说和失控说之间有一个时间差，涉及到犯罪既遂、未遂的问题。我赞同控制说，这符合司法实践中所掌握的标准来看，是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或支配收受的财物作为认定标准，能做到不枉不纵，符合立法规定。就本案而言，虽然罗志榕没有将存折交与李新，但李新知道储蓄卡的密码，已实际控制储蓄卡上的金额，补登存折后储蓄卡才能继续交易，不影响李新实际占有、控制的事实。李新完全可以分几次取完储蓄卡上的金额，只是每笔取款数额太少，才出现在交易48次后无法取款的情况。因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16万元属于李新受贿金额符合法律规定，是正确的。
（二）卡上余额13.7万元应属受贿犯罪未遂
如何区分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呢？我国刑法学存在着不同的学论，主要有以下四种:承诺说，谋利说，重大损失说，收受说。
笔者认为前三种观点都是不恰当的，承诺仅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益，是受贿罪的构成事件之一，行为人刚开始着手实施犯罪，就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对犯罪人失之过严。谋利说强调行为人只要为他人谋利，无能是否得到赌赂，均视为犯罪既遂。依此标准只受贿不为他人谋利是不是就不构成犯罪吗？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是否谋利难以认定；再者，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服务宗旨就是为相对人谋利，那又如何区分犯罪与正常公务行为？重大损失说之缺陷是显然的，是将刑法的处罚与既遂未遂标准混同起来，它只是一个量刑情节。收受说是从犯罪构成标准的角度来对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进行划分，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与《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收受他人对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的规定是一致的，笔者赞同这一学说。还应当注意《刑法》第385条“索取或者收到财物”既是受贿罪的构成之一，又是犯罪行为人所追求一种结果，故受贿罪属于结果犯。
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何为“未得呈”？刑法通学认为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不完全具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具体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对于以法定的犯罪结果的发生为犯罪既遂标准的犯罪来说，犯罪未得逞是指作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没有导致这一结果的发生。本案中，李新在建设银行联网储蓄所取款48次之后，由于罗志榕没有将存折交给李新，李新无法进行补登，持储蓄卡不能支取卡上13.7万元，这属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致使犯罪结果无法实现。因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储蓄卡上未支付13.7万元属于犯罪未遂是正确的。由于李新已控制储蓄卡上人民币16万元，属实行终了的犯罪未遂。
综上，二审法院认定李新收受储蓄卡上金额16万元为受贿数额，对于已实际取出占有了的部分认定既遂，而对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取出的部分13.7万元认定为犯罪未遂是正确的。

参考文献
1、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2、高铭暄主编《新型经济犯罪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作者: 冯明超, 西北政法学院硕土研究生
028-88057681，13980999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