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招标投标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招标投标条例
(2002年9月6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招标和投标
第三章 开标、评标和中标
第四章 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的工程建设、货物和服务采购以及其他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招标投标活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 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符合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制定的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的，必须进行招标：
(一)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政府融资的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法律、法规或者市人民政府对必须进行招标的货物和服务采购以及其他项目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第六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对招标投标活动实行地区封锁和部门限制。
第七条 市发展改革部门指导和协调全市招标投标工作，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有关招标投标规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的具体职权划分，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章 招标和投标
第八条 招标项目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的，应当先履行审批手续，取得批准。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的，招标人应当同时将招标范围和方式等有关招标的内容报送项目审批部门核准。项目审批后，审批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所确定的招标范围和方式等情况。
招标人对经核准的招标范围和方式等作出改变的，应当到原项目审批部门重新办理核准手续。
第九条 招标人应当有进行招标项目的相应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并应当在招标文件中如实载明，但是选择投资主体、经营主体等不需要落实资金来源的招标项目除外。
第十条 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第十一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中，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以及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和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地方重点项目，应当依法公开招标。其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批准，可以邀请招标：
(一)技术复杂或者有特殊要求，只有少数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的；
(二)受资源和环境条件限制，只有少数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的；
(三)其他不适宜公开招标的。
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招标人拟邀请招标的，应当经项目审批部门批准；其中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和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地方重点项目，应当经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或者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招标人可以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或者依法自行办理招标事宜。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能力，并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招标代理机构的资格认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本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通过资格认定的招标代理机构名单向社会公布。
招标代理机构与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不得存在任何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
第十四条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人委托的范围内办理招标事宜，并遵守《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关于招标人的规定。未经招标人同意，招标代理机构不得转让代理业务。
招标代理机构不得为投标人提供其所代理的招标项目的咨询服务。
第十五条 招标人公开招标的，应当发布招标公告。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国家或者本市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
第十六条 招标人对投标人进行资格预审的，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性质、特点和要求，编制资格预审的条件和方法，并在招标公告或者资格预审公告中载明。
招标人拟限制投标人数量的，应当在招标公告或者资格预审公告中载明预审后投标人的数量，并按照招标公告或者资格预审公告中载明的资格预审的条件和方法选择投标人。招标公告或者资格预审公告中没有载明预审后投标人数量的，招标人不得限制达到资格预审标准的投标人进行投标。
第十七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一般由下列部分组成：
(一)投标人须知：包括评标方法和标准、编制投标文件的要求、投标方式、投标截止时间、开标地点和投标有效期；
(二)合同主要条款及协议书格式；
(三)要求投标人提供的资格和资信证明、投标函及附件、履约担保证件、授权委托书的格式和说明；
(四)投标价格要求及其计算方法；
(五)技术条款：包括招标项目范围、性质、规模、数量、标准和主要技术要求及交货或者提供服务时间；
(六)图纸或者其他应当提供的资料；
(七)其他应当说明的问题。
国际招标的项目，招标文件可以规定投标文件使用多种语言文字。投标文件不同文本之间有歧义的，应当以中文文本为准。
第十八条 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项目的招标人，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方案和投资总额编制招标文件。
第十九条 招标项目设置标底的，标底应当保密；在开标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审查标底。
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的项目一般不设置标底。
第二十条 招标人不得以获得本地区、本行业奖项作为投标条件或者以不合理的地域、行业、所有制等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投标；不得强制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不得向他人透露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情况。
第二十一条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撤回投标的，应当书面通知招标人招标人接到通知后，收取投标保证金的，应当返还其投标保证金。
第二十二条 投标截止时间届满时，投标人少于3个的，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第二十三条 投标人不得相互约定抬高或者压低投标报价；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不得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投标报价低于成本价等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第三章 开标、评标和中标
第二十四条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开标地点应当为招标文件中预先确定的地点。
第二十五条 评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和择优的原则依法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过程及结果。
第二十六条 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的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前款专家应当由招标人从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评标专家名册或者招标代理机构的专家库内的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中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技术特别复杂、专业性要求特别高或者国家有特殊要求的招标项目，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的专家难以胜任的，可以由招标人直接确定。
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本市逐步建立全市统一的评标专家名册。
第二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设负责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人由评标委员会成员推举产生或者由招标人直接确定。评标委员会负责人与评标委员会其他成员有同等的表决权。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相关项目的评标委员会成员：
(一)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二)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投标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
招标人发现评标委员会成员有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更换。
第二十九条 评标可以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或者综合评估法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评标方法。
采用招标方式确定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的投资主体、经营主体以及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项目的项目法人的，应当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
第三十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招标项目设置标底的，标底作为评标参考。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并推荐1至3名合格的中标候选人。
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评标委员会不得改变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
第三十一条 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
(二)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在评标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可以认定为废标：
(一)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或者在设有标底时明显低于标底，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其投标报价不低于其成本的；
(二)投标文件未能在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提出的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
(三)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废标条件的。
投标人以他人的名义投标、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或者以其他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应当作废标处理。
第三十三条 投标人资格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招标文件要求的，或者不按照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澄清和说明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否决其投标。
第三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根据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否决不合格投标或者认定为废标后，有效投标不足3个的，可以否决全部投标。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所有投标被否决的，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第三十五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15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提交书面报告时，应当同时附送下列文件或者文件的复制件：
(一)招标文件；
(二)招标公告及发布媒介或者投标邀请书；
(三)实行资格预审的，资格预审文件和资格预审结果；
(四)评标委员会成员和评标报告；
(五)中标结果及中标人的投标文件。
第三十六条 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将中标结果书面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
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项目的中标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七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的项目签订合同后，招标人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第三十八条 招标人收取投标保证金的，在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应当向中标人和未中标的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
第三十九条 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项目。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后转让。
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招标人同意，可以将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完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
中标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招标人负责，接受分包的人就分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章 监督
第四十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检查，市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协调有关监督检查工作。
第四十一条 行政监督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职责，不得任意增加招标投标审批事项，不得非法干涉或者侵犯招标人选择招标代理机构、编制招标文件、组织投标资格审查、确定开标的时间和地点、组织评标、确定中标人等事项的自主权。
第四十二条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可以采取执法专项检查、重点抽查、成立调查组进行专项调查等方式对招标投标活动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进行执法监督检查时，有权调取和查阅有关文件，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第四十三条 本市对地方重点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进行专项稽察。专项稽察包括以下内容：
(一)招标投标当事人和行政监督部门有关招标投标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
(二)对招标投标的有关文件、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核实；
(三)对资格预审、开标、评标、定标过程是否合法和符合招标文件、资格审查文件规定进行调查核实；
(四)招标投标结果的执行情况；
(五)其他需要专项稽察的内容。
第四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可以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举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将处理情况告知举报人，并为举报人保密。
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有权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在收到投诉后1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投诉人。投诉人对有关行政监督部门逾期未作出受理决定或者对投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五条 本市建立招标投标活动违法行为记录系统，记载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委员会成员等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及处理结果。
单位和个人有权查询违法行为处理结果记录。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适用本条例规定。
第四十七条 本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决定。
第四十八条 招标人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未经批准擅自邀请招标的，由项目审批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有关部门可以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其中使用政府投资的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第四十九条 招标人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应当发布招标公告而不发布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项目合同金额5‰以上10‰以下罚款；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不在指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的，或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在招标公告中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项目的投标人以投标报价低于成本价的方式骗取中标，导致合同不能全部履行的，取消其3年至5年参加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规定，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擅自增加审批事项和非法干涉或者侵犯招标人自主权的，对于举报或者投诉不及时处理，或者不为举报人保密的，由有关部门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处分；情节较重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
行政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干涉或者侵犯招标人自主权的，依照前款规定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人质型”犯罪的适用问题辨析
晋江市人民检察院 柯明泉 陈志凡
近年来，以强行扣押“人质”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为目的的“人质型”违法犯罪现象呈愈演愈烈的趋势，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此类案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甚至已成为“黑社会组织”实施犯罪、牟取暴利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准确认定“人质型”犯罪，对于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维护社会安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下面，笔者谨就“人质型”犯罪的若干争议问题作一探讨。
一、“人质型”犯罪的立法概况
根据我国的立法，“人质型”犯罪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非法拘禁罪：
非法拘禁罪，又称妨害自由罪。它是指以拘留、禁闭或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德国刑法典、法国刑法典、日本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加拿大刑法典、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刑法典中均有关于此种犯罪的规定。如德国刑法典第239条规定：“非法将人禁闭或以其他方法剥夺他人自由者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金。剥夺自由持续1星期以上或由于剥夺自由或其他同类行为致使被剥夺自由人重伤者，处1年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情节较轻者，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金。因剥夺自由或其他同类行为致被剥夺自由人死亡者，处3年以上自由刑，情节轻微者，处5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①其他国家和地区刑法中关于本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均与德国的规定基本相同，我国刑法对非法拘禁罪的规定与德国刑法典的规定也大体一致，只是在法定刑的规定上略有不同。
根据我国《刑法》第238条之规定，非法拘禁罪是指非法拘禁他人或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②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一般公民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均可构成本罪，后者要从重处罚；二、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是非法的却故意为之。犯罪动机通常有“索还债务、挟嫌报复、逼取口供、炫耀特权、以势压人”等。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具有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均可构成本罪；三、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侵害的对象是指任何依法享有人身自由权利的公民；四、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拘留、禁闭或者其他方法，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方式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只要是以非法手段，完全剥夺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均属于非法拘禁。在司法实践中，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一般应认定为非法拘禁罪。
（二）绑架罪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绑架他人，俗称“绑票”。它是近现代西方社会一种常见的犯罪，在旧中国更是青帮黑社会惯盗悍匪常用的劫财勒钱手段。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绝迹。所以，我国1979年7月6日颁布的《刑法》也没有设置绑架罪这一罪名。但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绑架这一严重犯罪开始在我国潜滋暗长，且呈日益猖獗之势，不仅严重地威胁着广在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且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1年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增设了绑架妇女、儿童罪和绑架勒索罪两个新罪。1997年刑法修订时，考虑到绑架罪的司法情况，立法机关把原来《决定》中的绑架勒索罪修正为绑架罪，其外延包括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绑架他人作人质的行为。在国外刑法中，与我国的“绑架罪”类似的罪行主要由两种：一是掳人勒赎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的行为。这也是各国刑法中较普遍规定的一种罪行。如德国刑法典第239条第1款规定：“诈骗他人或绑架他人，利用第三人对被害人的关心进行勒索或利用他人绑架而进行勒索的，处3年以上自由刑，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致被绑架人死亡的，处终身自由刑或10年以上自由刑。③”二是扣留劫持人质罪，指绑架、劫持人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行为，如犯罪分子抢劫作案后，劫持人质，要求警方让其离开犯罪现场的行为。这是与《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中“劫持人质罪”最为相似的一种犯罪，德国、日本、泰国、意大利、法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的刑法典中均规定有此罪。其中较为完善的是德国刑法典，根据该法典第239条第1、2款的规定，诱骗或绑架他人，意图以杀害或重份被绑架人的胁迫手段强制第三人为一定行为，或利用他人绑架而为上述强制的，处3年以上自由刑，行为人的行为致被绑架人死亡的处终身自由刑或10年以上的自由刑。④
我国《刑法》第239条，融合了外国刑法典的有关规定，把“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行为、绑架劫持他人的行为和“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行为统一界定为“绑架罪”，即绑架罪有三种行为方式：一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绑架他人的行为；二是绑架他人作人质，以迫使第三人为一定行为的行为；三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行为。同时，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绑架罪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凡达到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本罪的主体；二、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出于勒索财物等目的；三、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在有些情况下，如“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行为还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四、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绑架他人、勒索财物的，或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绑架他人作人质的。
在司法实践中，“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这两种“人质型”犯罪一般是比较好区分的，两者之间容易混淆的是：“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罪”之间的界限。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同之处：在客体上两罪都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在客观上，两罪均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身自由的行为，且剥夺的方法基本相同，即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在主观上，两罪均为直接故意，且均具有索取财物的目的。但两罪也存在一定的区别：
（1）犯罪客体不同：“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既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也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属于复杂客体；“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由于是为了索取债务，因而不存在着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只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为单一客体。
（2）犯罪目的不同：“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的犯罪目的是勒索他人财物，而“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的犯罪目的是，索回被他人所欠的债务。
（3）犯罪对象不同：“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的被绑架人自身没有过错，被害人及其亲人与犯罪人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而“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的被害人绝大多数欠债不还，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虽然“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与“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分之处，但由于刑法规定的原则性以及具体个案本身的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认定这两种犯罪仍存在较大困难，因此有必要对此着重进行探讨。
二、从主观上认定的若干疑难问题：
《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由此可知，区分“以勒索为目的”的绑架罪与“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的关键在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犯罪人主观上是否具有索取债务的目的。如果犯罪人出于所在的目的，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那么就构成非法拘禁罪。如果犯罪人是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则构成绑架罪。但实践中，债务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是否所有索取债务的行为均构成非法拘禁罪呢？对此实践中争议较大。
一是当债务明显是非法债务时，是否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索债的目的，即当行为人为索取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债务而实施扣押、拘禁他人的行为时，应如何定性的问题。2000年7月21日晚，被告人陈某（晋江市罗山镇）在罗山镇福埔村圆盘附近的台球摊与被害人程某打台球赌钱，程某输球后不付赌资，陈某即纠集他人持菜刀追上程某，并把程挟持到福埔开发区，后由被告人陈某使用IC卡电话向程某的家人索要赌资。在此类案件中，犯罪人主观上以索取债务为目的，客观上实施劫持、拘禁他人的行为，但其债务显属非法债务。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上争议较大。有的观点认为：这种索取非法债务的行为应定为绑架罪。因为赌债、高利贷、嫖债等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故劫持他人索取非法债务的行为应以绑架罪处罚⑤。有的观点认为赌债、高利贷、嫖债等虽不受法律保护，但仍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劫持扣押人质索取非法债务”与“绑架人质强行索取根本不存在的债务关系”还是有区别的，故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量刑。这种认识上的不一致，导致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认定也是不一致的，有的法院把这种行为认定为绑架罪，有的法院把这种认定为非法拘禁罪。为了统一执法，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13日公布的《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定罪量刑。”最高人民法院如此规定的理由主要是：行为人之所以实施扣押、拘禁行为，主观上是要将非法债务索回，“事出有因”，并非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行为人的行为从特征上看，更符合非法拘禁罪的特征⑥。笔者赞成这种观点，这里不再重复论述。
二是当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无论合法或非法），但犯罪人扣押拘禁他人后，索取超出债权数额的债务。这种行为应如何定性的问题。如，犯罪嫌疑人胡某、冯某多次向债务人张某讨要2万元债务未果，遂骗走张某的儿子张某某，对张某某实行拘禁。并于次日向张某打匿名电话，向其索要人民币13万元。本案的定性颇有争议：有的认为行为人所索要的13万元应分为两部分，其中，为了索要合法债务2万元而绑架他人的行为应定为非法拘禁罪，而索要的超过合法债务的11万元，实为勒索他人财物，应构成绑架罪，故应以两罪数罪并罚。也有的人认为此行为并非单纯为了索要债务，而是以索要债务为借口，以勒索在数额上远远超出债务的财物为真正目的。因此应构成绑架罪。笔者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胡某、冯某只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即只实施扣押绑架他人、勒索财物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罪数理论，一个行为只能构成一罪，所以犯罪嫌疑人胡某、冯某不可能既构成非法拘禁罪，又构成绑架罪，同样也不能数罪并罚，只能以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即以绑架罪定罪量刑，其中合法债务2万元应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对于此类债务的认定，笔者认为应根据案情区别对待，如果行为人索要的财物超出债务的数额并不多，与原来的债务的银行存款利息及合理补偿接近的话，那么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可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如果，双方在建立债务之初，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有提出类似超出数额的约定，可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如果索要的数额明显超出债务，那么应认定为绑架罪。最高人民法院也倾向于认为“行为人为索取明显超出债务数额的财物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应认定为绑架罪⑦。
那么应如何认定“明显超出债务数额”呢？笔者认为首先要查清双方债务纠纷的起始时间，有无偿债期限，有无关于偿债数额上的合法约定，证据是否明确。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索要数额与实际债务之间的差额。但是“明显”的尺度应如果把握呢？有的认为应以“倍数”为标准，即如果索要的财物数额是实际债务的3倍以上，就可以认定为明显超出。有的认为应以“盗窃罪数额较大”为标准，如果索要的财物比实际债务多2000元以上，那么应认定为绑架罪。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不尽合理之处。以倍数为标准来衡量“明显超出”，如果实际债务未查清时，就不好计算索要财物与实际债务之间的差额，并且当实际债务较大时，司法实践中也不好认定“明显超出”。若以“盗窃数额较大”为标准来衡量“明显超出”，那么难免会打击面过大。笔者认为应以“侵占遗忘物”侵占罪的数额较大为标准，即以超出1万元为标准。理由是，侵占罪的犯罪故意与“索要明显超出债务的行为”的犯罪故意基本相似。
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还有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当犯罪人以绑架人质的手段，索取高利贷利息，并且这种利息明显高于本金时，对此行为应如何认定呢？笔者，这种行为应认为绑架罪。因为高利贷是一种违法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非法的“利息”，而这种非法利息法律上是并不保护的，同时，高利贷从法律意义上看，并不属于高利息者的合法所得，而是被害人合法财产。因此，高利贷者以绑架人质追索所谓的利息，其非法索取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十分明确。
三是扣押、拘禁他人索取根本不存在或难以查清的债务时，应如何定性的问题。如丁某与王某有多年的生意往来，后双方在对帐时发生纠纷，但丁某认为王某欠其人民币3万多元而王某认为未欠，丁某经多次索债未果后，纠集他人将王某扣押，勒令其家人还款。案发后，双方的凭证又无法查出是否存在债务。对于此类案件，笔者认为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如果有证据证明或凭常理推断是客观现象导致行为人认识错误，误以为存在债务关系，而不是借口债务关系勒索财物，应以非法拘禁罪认定，因为对这种行为如认定为绑架罪，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是为索债，有证据表明债务根本不存在，行为人主观认识错误的，也应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因为行为人主观上并非为了勒索财物，如果行为人明知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索债为借口扣押拘禁他人，应定绑架罪。
三、犯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与以索债为目的非法拘禁罪中犯罪行为都有两个阶段：扣押、拘禁债务人或其亲友为人质；再向被扣人质的亲友或债务人索债。有人认为此类案件中，行为人既然是以索债为目的，因此行为只有索债成功才能构成既遂，若行为人没有来得及索取到债务便被抓获，只能构成未遂。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因为：非法拘禁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是出于索债的目的。实施了扣押、拘禁他人的行为，并扣押一定时间即可认定既遂，并不需要等索债成功。同时，绑架罪亦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实施了绑架行为，控制了人质即构成犯罪既遂。
四、关于共同犯罪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是债权人亲自实施绑架，非法拘禁人质的行为，但大量案件是债权人雇人讨债，在社会上有许多所谓的“讨债公司”专门负责为人索取债务，然后以所收债务数额按照一定比例收取高额费用。甚至有的“黑社会组织”卷入其中牟取暴利。由于替人索债具有巨额利润，索债人往往不择手段，而债权人为了索取债务，对于受雇人采取何手段并不过问。那么，受雇人索债的行为无论构成非法拘禁罪，还是绑架罪，债权人与受雇人应构成共犯。此时，债权人主观上是故意，且一般是概括故意，无论受雇人采取何种手段，均在债权人的故意范围之内，双方构成绑架罪或非法拘禁罪的共犯。但是，如果债权人只要求受雇人索取其应得债务，而受雇人为了牟取暴利，而私自向债务人或其亲友索取明显超出债务的财物、中饱私囊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呢？笔者认为，应根据刑法理论，受雇人行为被称为共同犯罪中的过剩行为（指实行犯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⑧）。受雇人应对其犯罪行为负责，其行为构成绑架罪。而债权人对受雇人实行的过限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只构成非法拘禁罪。同样，债权人雇佣他人为其索债时，明确提出必须用合法手段，而受雇人违背其意志使用非法手段，则债权人不构成共犯。
注释：
1、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刑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P417；
2、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587；
3.4、同注释1
5、单长宗、梁华仁主编、刑法《新刑法研究与适用》、P575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5出版。
6.7、《公检法办案指南》P522-54，警官教育出版社。
8、陈兴良、《共同犯罪论》、P3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