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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湖北武汉 王培荫）

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目前,众说纷纭,从理论界讲,有社会科学院的老先生主张优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从实务界讲,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则从实际出发倾向于分别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我揣测是以此照顾国务院的面子。下文拟对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基于个人办理具体案件的办案思考,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 医疗纠纷的定义。本文中对医疗纠纷一词限定在由于医院等医疗机构或医生的医疗行为而导致患者人身损害（包括医疗事故而不仅仅限于医疗事故）而产生的医患纠纷。
第二、 医疗纠纷案件在实践中因法律适用而产生的几种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医疗纠纷案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则将二者统称为《民法通则》）。另一种意见认为医疗纠纷案件应适用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应当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为依据。但是，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和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处理。当然还有意见认为，医疗纠纷案件应依照《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来处理。
第三、 笔者的观点以及理由。笔者同意上述最后一种意见，认为医疗纠纷案件无论构成医疗事故与否均应一律适用《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不是其他法律、法规或解释。以下对上述错误或不全面的观点逐一分析：
以上第一种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但是不全面，《民法通则》规定了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还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因医疗机构或医生在医疗行为过程中存在过错而使患者人身受到损害，符合《民法通则》中应当承担责任的规定，所以医疗纠纷案件应适用《民法通则》，而仅仅适用《民法通则》又不够，该法因制订日期早使得实际操作性较差，规定不具体，不能满足社会生活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结合审判实践，于2003年12月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比较好的解决了实际生活中处理人身损害案件的审判和民事赔偿等需要。
以上第二种观点是错误的。虽然这种观点的错误显而易见，奇怪的是包括梁彗星先生都持这种观点。我很尊重梁先生，但是尊重他不妨碍我提出反对他的观点，何况我一向尊重而不迷信权威。持此观点者的主要理由是《民法通则》是处理人身损害的一般法，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处理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的特别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笔者以为，这是对一般法与特别法的误解。一般法与特别法是就居于同一法律层次的法律而言，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二者都是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的，我们通常认为它们居于同一法律效力层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民事诉讼程序，属于一般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则是相对于规定一般民事诉讼程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而言对有关海事案件诉讼程序作特别规定的特别法。我们比较《民法通则》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前者由全国人大制订，而后者由国务院制订，前者属于法律，后者属于法规。很明显，《民法通则》是上位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下位法，二者不属于同一个位阶，不属于一个法律效力层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可能是《民法通则》的特别法。况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本身是对医疗中的医疗事故进行行政管理的法规，立法初衷并非解决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而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应属于民事基本制度（或诉讼制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立法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果没有明确授权，国务院无权对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制订法规。笔者还以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民事赔偿的内容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之嫌疑。
第三种观点，看似正确，其实不然。错误在于，首先是将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理解成了特别法，与第二种观点同样犯了常识错误。其次，错误理解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医疗纠纷的《通知》精神（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当初最高人民法院在《通知》中也仅仅是要求参照，而不是依照。值得注意这里的一字之差，参照和依照是不同的。当初在发布该通知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尚未出台，所以通知要求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正确的。但是，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早已经生效，且该解释中明确规定“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前后两个司法解释的内容不一致，应以后一个解释为准。第三，此观点已经导致实践中出现如下尴尬的现象：要么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件的赔偿额度不如没有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件；要么构成医疗事故才赔偿，而不构成医疗事故则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2款“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患者完全得不到赔偿。
总之，医疗纠纷既包括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也包括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对于医疗纠纷，患者方只要认为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对患者造成人身损害事实，侵犯了其生命、健康权，即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非只有当医疗损害构成了医疗事故才能请求民事赔偿。并且，请求赔偿的依据应是依照《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院在审理和判决时的法律依据也应如此。


再论超过诉讼时效债权的救济
——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之我见（三）
余秀才
摘要：

虽然已过诉讼时效，但债权人仍不丧失实体权利，仍可要求债务人偿还，且该实体权利仍受法律保护，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以抗辩，并请求法院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此时，如果债权人主张债务人看似合法的“提出诉讼时效的行为”，掩盖的是其“不想再偿还”的非法目的，从而请求法院认定该行为无效，依然判决支持其诉请时，法院该怎么办？我们会发现无论判决支持原告还是被告，都有可能违法。

关键词：

诉讼时效抗辩、提醒权、无效民事行为

一、债权人篇

自从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以来，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人提起的债权追索之诉，只要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并请求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而法院最终判决结案的话，那么无一例外的都是债权人败诉，二十几年来，这种判决方案已成定论，似乎没有任何争论的余地。实务中屡见不鲜，绝大多数人都已习以为常，甚至有些麻木了，从而放弃了对这种判决方案的合理性、合法性的思考。在此情况下，似乎债权人已经陷入绝境，无翻身之可能，真是这样的吗？

笔者的答案是——一切皆有可能，定论尚言之过早。如果我是债权人，在起诉时一定不会主动提交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证据，否则相当于此地无银，会起到提醒债务人的不利后果。庭审时，一旦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我将会在征得法官同意并请求书记员如实记录的情况下问债务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你认为涉案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那你还想不想偿还涉案债务？”如果债务人回答是“还想”，那么我将会接着说：“请法官注意，也请书记员记录，现在并不是调解阶段，债务人的回答不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的限制，其回答完全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既然债务人都明确表示还想继续偿还涉案债务，那么请求法院依法认定债务人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无效，依照债务人的意愿判决债务人清偿。”

如果债务人回答是“不想再偿还了”，我会首先提醒书记员请如实记录“不想再偿还了”这几个字，然后接着问：“你凭什么不想偿还？你不想偿还有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债务人一般都会说：“因为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此时我会接着说：“超过诉讼时效就可以不偿还了吗？哪一条法条有这样的规定？”

这一问必然导致债务人哑口无言，因为事实上我国现有的法律的确没有这样的规定，即未规定消灭时效（即消灭实体权利的时效）和取得时效（即取得实体权利的时效）。此时，我可以接着说：即便涉案债权真的超过诉讼时效，我方仍不丧失实体权利，债务人仍不能免除偿还义务。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是超过二十年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而非请求法律保护或法律不予保护。法院的保护，只是国家法律保护民事权益的途径和方法之一，而不是唯一。故超过诉讼时效之债权，仍受国家法律保护，债务人当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并当庭明确表示不想再偿还涉案债务了，其这一行为表面上看是合法的，实质上掩盖的是其“不想再偿还”的非法意思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七)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之规定，请求法院认定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行为系无效行为，仍然判决支持我方诉讼请求。

当然，一般而言，书记员是很难记录得如此详尽和有逻辑的，但没关系，债权人可以提交书面意见，且这种书面意见应当事先准备好，在宣读之前就可以告诉书记员“以下面的书面意见为准”。

其实，完全可以不经历上述这一过程，只要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并请求“法院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就已经足以认定债务人已经具有“不想再偿还”的意思了，也就完全可以适用上面的理论请求法院依然支持债权人诉请了。

二、法官篇

债权人如若前述作为，法官将面临两难之决择，一边是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不予保护”，即法院丧失了保护权；另一边是债权人言之成理、于法有据的“请求认定债务人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无效”的主张，我们会发现，无论怎么判都是违法，且不论怎么判都必有一方当事人会上诉，且都可以“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更可以同样的理由申请再审。如若是个案，法官或许还可以仍旧依照传统做法仍然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其实债权人上面所述之主张在民法通则颁布时就已经可以成立了，在我国可以说是与诉讼时效制度同时存在，二十几年来，全国的法官们之所以从未面临如此两难的选择，是因为无人想到这一点。法院又不能拒绝裁判，现在有人提出来了，该如何判呢？有没有一个合法而又完美的判决方案？

这一问题在2008年8月21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时效新解释）之前，的确是一个难题，因为法院是否应当主动审查诉讼时效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现在好了。如果我是法官，我会这样判——

依照时效新解释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规定之立法精神，法院不主动审查诉讼时效，只有当事人自己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时，法院才予以审查，故法院启动审查诉讼时效程序的前提是“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系当事人可以控制的，故应认定为法律行为，而只有合法有效的法律行为才能产生行为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即便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仍不丧失实体权利，被告仍不能免除偿还义务，故原告的债权仍受法律保护，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言之成理。被告当庭表示“不想再偿还”所欠债务了，并且这种意思表示并不是在调解过程中所作出的，使本院不得不置疑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目的的合法性。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原告即使不起诉至法院，通过自力救济的方式要求被告偿还，被告拒绝偿还亦不合法；现原告起诉至法院，被告仍当庭表示拒绝偿还，其行为之合法性更难以成立。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所述的“被告当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并当庭明确表示不想再偿还涉案债务了，其这一行为表面上看是合法的，实质上掩盖的是其‘不想再偿还’的非法意思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七)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之规定，请求法院认定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行为系无效行为”之主张，于法有据，言之成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进而认定被告所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行为系无效民事行为，不能产生其所预期的法律后果，也就不能让本院启动审查诉讼时效问题的程序。据此，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本院依法不予审查。

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唯一合法而又能自圆其说的判决方案。

三、债务人篇

经过债权人和法官的上述铁臂合围，债务人瞬间从必胜变成了必败，有没有办法可以力挽狂澜、反败为胜呢？笔者的答案是——一切皆有可能。

表面上看，提出诉讼时效问题和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似乎都并无不当，二十几年来，一直都是这么提的，也都达到了债务人预期的法律效果。那究竟问题出在哪呢？这得从提诉讼时效问题这一行为的性质说起。很多人人认为，提诉讼时效问题是一种抗辩权，以至于想当然地跟进提出请求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其实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知道，债务人是没有拒绝偿还的权利的，即不可能享有抗辩权的，故笔者一再强调，这只是一种提醒权[1]。如能改变这种观念，那么民法通则规定的超过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就是债务人可充分利用的有利武器，虽然法院不主动审查诉讼时效问题，但债务人可以主动提出，如何提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提出就将成为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超过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故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是法律规定的应有之意，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之前，理论界甚至有人认为法院应主动审查诉讼时效，你不说法官都知道，所以债务人又何必瞎子带眼镜——多此一举呢？仔细分析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正是债务人多说了一句“请求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而导致引火烧身。所以，如果我是债务人，我绝对不会多说这一句话，我会这样提诉讼时效问题——

“我提醒法官注意，债权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至于法院该怎么判，我无权过问，也无权干涉，由法院自行决定。”如果债权人依照前述的理论问我还想不想偿还时，我可以这样回答：“法院判决我应当偿还，我会偿还；至于法院未判决我偿还我还想不想偿还的问题，那是拿到本案判决书之后的事，与本案无关，我可以等待拿到判决书之后再决定。”如何回答不一而足，总之核心思想就是绝不表露自己有“不想再偿还”的意思。如此一来，债务人确保债权人的第一次起诉的胜诉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四、债权人篇

难题又重新回到了债权人身上，但笔者看来，这已不再是难题，因为还涉及一个债务人是否同意调解或者是否同意以合理的方案接受调解的问题，如接受，债权人可实现起诉之救济目的，如不接受，则仍会使债务人之非法占有目的暴露无遗。故针对债务人的上述行为，债权人可再提起侵权之诉、不当得利之诉和侵占罪的刑事自诉加以救济，具体论述详见笔者的另一篇论文《论超过诉讼时效债权的再救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