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举证时限制度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备受争议的问题。文章坚持准备程序阶段的举证时限规制以及相对宽松的举证失权效果，同时主张以当事人的主观故意作为失权发生要件，从而适度缓和举证迟延、诉讼效率与司法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举证时限制度的贯彻实施有赖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在法官有权力、无权威的司法环境中，举证时限制度难以顺畅运行。
【关键词】举证时限；迟延举证；举证失权；民事诉讼证据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第一部专门针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其中，对民事诉讼的进行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是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设置举证时限制度，旨在防止举证迟延，提高诉讼效率，顺应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集中审理的趋势，克服分割审理、随时提出证据资料等传统审判方式的弊端，[1]以应对民事案件井喷式增长所带来的审案压力。在《证据规定》出台之前，举证时限制度已在一些地方法院的试行规则中有所规定，并试点推行。[2]但由于《证据规定》的制定和出台具有寻求改革绩效的动因，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举证时限等证据制度缺乏扎实、科学的实证研究[3]和理论论证，也没有来得及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导致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具体规定的内涵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之司法环境、司法权威、诉讼观念、法官素质、司法政策调整等诸多原因，使得举证时限制度的运行陷入了困境。本文通过对举证时限制度的考察，以及学界各种完善方案的分析，试图提出一种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举证迟延、促进诉讼效率，保障诉讼公正，又能与当下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应对措施。
一、举证迟延防止对策——举证时限与举证失权
（一）现行举证时限的制度结构
本文讨论的举证时限制度结构，是针对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的文本而言，并非指民事诉讼实践中的实际运行状态。所谓举证时限，简而言之，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证据，法院接纳该证据的期限（期间）。举证时限制度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什么期间内，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才是有效的？在什么情况下允许有例外也是这种制度所规范的另一个面向。
在制度构成方面，举证时限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1.关于提出证据的期间规制。在诉讼开始后，由法院指定或当事人协商确定当事人提出证据的期限。当事人逾期没有提出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当事人在确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据有困难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2.关于提出证据的例外情形：（1）属于“新证据”的，其证据的提出不受举证时限的限制；（2）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3.重新确定举证期间的情形。从现行的《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来看，这些情形实际上都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有的也还不够严谨，存在着缺陷。[4]
最高人民法院在《证据规定》中设置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拖延诉讼和诉讼突袭。防止诉讼突袭与规则制定者对程序正义的认识有关，[5]与诉讼效率目标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之所以当时特别强调诉讼效率，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民事案件大量增加，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强调诉讼的程序约束、价值观的转变等因素有关。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事权益纷争数量的速增，给法院审判造成很大的压力，由此，法院必须提高诉讼效率，以缓解审判压力。这种压力也成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直接动力。当时的改革环境、程序正义观念的引入以及大陆法系国家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向等因素催生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出台。[6]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特点
现行举证时限制度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将举证失权作为举证时限的法律效果。一旦当事人逾期没有提出证据，又不符合规定的例外情形的，将发生失权效果。虽然《证据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但这里的“视为”只是一种失权的委婉表达，其法律效果适用《证据规定》第43条的规定，即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所谓“举证失权”也就是指当事人丧失了有效地提出该证据的权利，即使提出，法院也不会纳入质证、认证程序，也就不可能作为定案的事实依据。
作为一种缓冲装置，《证据规定》设置了两种程序来缓解由于举证时限的刚性所带来的紧张关系。一是举证期限的延长。按照《证据规定》第36条，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二是通过“新证据”的认定，使得某些证据免受举证时限的束缚。
其二，现行举证时限制度将举证迟延的规制范围主要限制在一审庭审前的审理准备阶段，而非为任何阶段的举证设定举证时限。在这一阶段，举证期限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第33条第3项）至证据交换之日止（第38条第2项）。举证时限制度如此设计，是为了提高庭审效率，实现集中审理、防止诉讼突袭、促成调解的目的。
（三）对现行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评价
自2002年《证据规定》实施后不久，举证时限制度随即引来社会的热评。最初主要是以积极评价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极评价逐渐淹没了积极评价。
在积极评价方面，学者们认为，该制度的设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过去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是一大进步，顺应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世界潮流；承认了证据失权存在的价值，通过失权促进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更新了人们原有的诉讼观念、司法观念和举证理念；强化了人们对程序正义观念的认识；为发展和完善民事诉讼制度、推进审判方式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举证时限制度也反映了司法改革的成果，在制度上有所创新。[7]这些评价有些是基于制度规定和理论应然性加以评价，从实证角度予以积极评价的不多。实务界的积极评价主要是配合制度的实施，更多的是一种预测性、宣传性评价。
在消极评价方面，主要涉及两个大的方面：
其一，认为制度过于超前，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方面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与人们普遍的诉讼观念不合；（2）制度理念有误。有的学者指出，举证时限制度以证据失权理念作为其基础是错误的；[8]（3）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和知识储备；（4）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5）没有相应的司法环境。[9]
其二，制度结构本身的问题。认为制度规定存在着缺陷，正是由于制度结构的缺陷，导致制度设置目的与实际效果相悖。[10]举证时限制度在设计构造上也不够精细，存在不合理之处。例如，在受理案件后确定举证时限时，主要依据原告提供的材料来判断，不够周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少于30日，不够灵活；指定的举证期限与证据交换的关系规定得不够清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即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过于苛刻。[11]
消极评价主要是从实施后的实际效果来认识的。有些评价来自于对一定数量的个案的分析，但总体来讲，仍缺乏科学和充分的实证分析。[12]评价的消极程度也与人们的理解有关联。认为举证时限制度体现了绝对失权的，消极评价就非常低，甚至到达否定的程度。有的认为，对于事实的提出根本就不应当适用失权制度。举证失权或证据失权与实体公正的实现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否定举证失权的正义性。[13]还有的学者认为既有制度规定本身的妥当性问题，也有对制度的理解、认识上存在偏差的问题，完全归责于制度本身是不恰当的。[14]由于实务界对《证据规定》的整体质疑以及实施环境的局限，使得《证据规定》并未在实践中得到完全的实施，各地法院在贯彻程度上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基层和偏远的地区。《证据规定》中争议最大的举证时限制度更是处于半休眠或完全休眠状态。但由于存在文本上的举证时限制度，因此，当事人之间又常常纠缠于该制度，使得法院往往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应当说明的是，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指责主要集中于举证失权的严苛性。这种认识又源于我们的传统诉讼观念。实际上，从最高法院规定的举证时限制度来看，其实未必严苛，因为举证时限制度中有关“新证据”的例外规定，使得当事人的举证具有相当宽泛的失权豁免根据，只要是“新证据”，便不受举证时限的约束，享有失权“豁免权”。如果人们（主要是司法实务界）能够从举证时限制度设置目的正确理解举证时限制度，就可以给予“新证据”相当宽泛的解释。例如，《证据规定》中已经明确，所谓“新证据”包括新发现的证据，“新发现的证据”本身是一个相当灵活和主观的概念。遗憾的是这些解释没有被实务界所普遍接受，成为司法共识，因此，自然也不会被律师们及当事人所接受，这是我们司法制度运行的问题（司法权威或法官权威的低下使其解释无法获得正当性）。不得不说，我们对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运作缺乏足够的准备，没有足够的宣传，导致了人们对该制度的普遍不满，导致了制度被搁置的状态。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两种完善路径
（一）方案之一：以现行举证时制度为基础，细化举证时限规则。
对于由最高人民法院构建起来的举证时限制度，学界、实务界部分人主张举证时限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特别是第一次开庭审理前的举证时限作为审理前准备程序的主要措施以及证据交换的前提是非常必要的，应充分予以肯定，以举证失权作为制度机制也是必要的。当下的问题主要是失权条件设置欠缺合理性，因此，主张对举证时限制度进行修正，调整和细化举证失权的条件。这种观点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机构的基本认识。对举证时限制度修正的具体设想反映在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中。[15]该规定首先对最高法院《证据规定》中举证期限的一般含义作了解释性规定。明确法院在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时，为当事人提供证明案件基础事实的证据所规定的期限为一般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得少于30日。为了照顾特殊情形，《补充规定》又明确了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针对某一特定的事实或者特定的证据，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指定当事人提供证据或者反证的期限，该期限不受“不得少于30日”的限制，即所谓特殊情形（可以称为“特殊举证期限”）。然后，《补充规定》又针对不同诉讼程序、不同诉讼阶段、不同情形的举证期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二审举证期限、追加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发回重审案件的举证期限、补强证据举证期限的例外、公告送达情况下的举证期限、管辖权异议情况下的举证期限、针对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反证的举证期限、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或反诉时的举证期限。这些规定不可谓不细致，如关于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就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受《证据规定》第33条第3款规定的限制。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除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无需补足举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补足不少于30日的举证期限。”
笔者认为，试图通过细化规定（法定化）的方式改革和完善举证时限制度的思路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这一思路使得关于举证时限的规范进一步刚性化。虽然从表面上看，规定既有一般原则规定，也有特殊规定，既做到了原则性，又做到了灵活性，但这一做法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政策性应对而已。具体的细化规定，一方面增强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举证时限规范进一步刚性化。而这种制度的刚性化恰恰与防止举证迟延需要根据实际情形灵活处理的理念相冲突。细化规定也会导致诉讼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在举证期限的问题上陷入更严重的缠斗之中，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的提高。原本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处理的事项，成为双方当事人辩论、攻击防御的事项。举证时限的刚性化也必然加重诉讼程序运行的刚性化，而诉讼程序刚性化恰恰是当下人们所普遍诟病的，也背离了当下的司法政策精神。在诉讼中欲防止当事人举证迟延，提高诉讼效率只能根据具体情形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
关于印发泰州市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采集与共享实施办法的通知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泰州市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采集与共享实施办法的通知
泰政办发〔2008〕127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泰州市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采集与共享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八年六月三十日
泰州市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采集与共享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加快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维护良好的社会信用秩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17号）、市政府办《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泰政办发[2006]71号）的精神，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打造“诚信泰州”为总目标，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手，以中国人民银行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下简称“征信系统”）为基础平台，采集整理分散在市各相关部门（单位）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实现资源共享，提高监管效率，加快诚信泰州建设，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二、整体框架
市信用办牵头负责本办法的具体实施，各相关部门（单位）定期向市人行提供规定格式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市人行具体负责征信系统的运行和维护、按相关法律法规向社会各界提供信用报告产品。信用信息异议解释和处理工作由各提供单位、市人行联合负责。
三、归口采集和共享范围
（一）企业征信系统
1．金融系统负责采集的信息。
人行在发放贷款卡时采集借款人的基本信息。
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在发生信贷业务时，采集借款人信贷业务信息。同时对借款人基本信息（包括概况信息、财务报表、关联企业信息、特别关注信息）进行更新。
2．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采集的信息。
组织机构代码、机构名称、法人代表（负责人）姓名、法人代表身份证号码、经营业务范围、行业分类、经济类型、成立日期、主管部门、主要产品、登记批准机构、行政区划、单位地址、邮政编码、电话号码、质量诚信企业。
3．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采集的信息。
（1）企业注册登记信息：注册号、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股东（发起人）、企业类型、经营范围、注册资本（金）、住所（经营场所）、电话号码、核准登记日期、登记发照机关。
（2）企业注销登记信息：注册号、企业名称、注销日期、注销登记机关。
（3）企业变更登记信息：注册号、企业名称、变更日期、变更登记事项。
（4）“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确认信息：注册号、企业名称、认定情况、认定年限、认定机关。
4．税务部门负责采集的信息。
（1）企业欠税信息：企业名称、税务登记证号码、是否欠税、欠税日期、欠税金额。
（2）企业违法行为信息：如偷税、抗税、骗取出口退税、逃避追缴欠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行为。违法行为发生日期。
（3）纳税信用等级评定信息：企业名称、税务登记证号码、信用等级、认定年限、认定机关。
5．物价部门负责采集的信息。
（1）价格诚信单位评定信息：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价格信用等级、认定机关、认定年限。
（2）价格违法行为信息：重大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和查处情况。
6．法院负责采集的信息。
（1）企业在经济交往活动中被起诉，并经法院判决、裁决生效的重大经济、民事诉讼信息。包括：起诉序号、企业名称、组织机构代码、标的金额、币种、起诉机构名称、起诉人、起诉时间、起诉原因、判决结果、判决时间，执行期限、判决执行结果。
（2）企业破产清算案件信息：注册号或组织机构代码、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受理时间、破产时间。
7．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采集的信息。
（1）企业欠缴社保费信息：单位编号、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险种、欠缴日期、欠缴金额。
（2）企业拖欠工资信息：单位编号、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结案日期、拖欠工资情形。
8．环保部门负责采集的信息。
企业环境行为评级及环保执法等信息。
9．海关负责采集的信息。
进出口企业海关分类及变动情况等信息。
10．知识产权部门负责采集的信息。
企业知识产权等信息。
11．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负责采集的信息。
企业缴纳公积金的信息。
（二）个人征信系统
1．金融系统负责采集的信息。
人行负责采集个人结算账户信息，组织金融机构采集个人基本信息、个人信贷信息和个人贷款卡等信息。
2．公安部门负责采集的信息。
（1）居民身份证信息：姓名、曾用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户籍地址、身份证号码。
（2）车辆抵押登记信息：姓名、住址、车牌号、车辆类型、厂牌型号、登记日期。
（3）交通违章信息：姓名、驾驶证号、违章代码、违章地点、违章时间。
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采集的信息。
个人编号（社保号）、单位编号、姓名、身份证号码、险种、当前状态（正常、暂停、终止、未参保）、月缴存额、个人缴费基数。
4．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负责采集的信息。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信息。
5．税务部门负责采集的信息。
个体工商户姓名（字号）、身份证号码、欠税金额、补缴金额、补缴日期等。
6．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采集的信息。
（1）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码、企业名称。
（2）个体工商户信息：姓名（字号）、经营范围、经营地点。
7．法院负责采集的信息。
个人财产保全情况、个人涉案的判决生效记录（包括民事、刑事等）。
8．相关协会负责采集的信息。
主要采集律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工程质量监理师、保险推销员等重要人群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服务单位、不良行为记录等信息。
四、采集方式及时间要求
各相关部门（单位）的信用信息一般以专线网传送、互联网传送、磁介质报送、手工直接录入、书面报告等多种方式进行采集，并按照信用信息产生的时间间隔定期向市人行信用信息采集中心报送规范要求的电子版本。
五、信息服务及要求
（一）企业征信系统
1．服务内容：查询、数据汇总、统计分析以及信用报告。在每一大类中，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设定共享不同信息的权限，从而提供不同层次、具体的服务内容。
2．共享范围：政府部门，司法机关，金融机构，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担保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其他有需求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3．服务方式：以网络在线为主，也可以通过介质。
（二）个人征信系统
1．服务内容：个人信用信息报告查询。
2．共享范围：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相关个人。
3．服务方式：以网络在线为主，也可以通过介质。
（三）有关要求
征信系统的信息服务要切实保障国家秘密的安全，维护企业的商业秘密权以及公民的隐私权，服务时必须履行相关手续，取得合法授权。授权方式有三种：企业或个人授权、法定许可、授权与法定许可相结合。
六、工作机制
（一）建立协调小组。成立泰州市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征信工作协调小组，协调小组在泰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指导下开展工作。协调小组成员由信用信息征集所涉相关部门（单位）组成，办公室设在市信用办（市经贸委内），办公室负责人由市信用办、人行分管负责人担任。
（二）建立联络员制度。市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指定内设专门机构负责信用信息的采集、整理工作，并明确一名联络员定期报送，确保工作程序规范、信用信息传输渠道通畅。
（三）建立定期协调会议制度。建立部门间定期协调会议制度，及时协调解决信用信息采集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确保征信系统安全高效运行。市协调小组办公室要定期刊发《泰州市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征信工作简报》，通报工作情况，宣传交流工作经验，扩大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