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犯罪规律初探
在我国，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由于这种犯罪在犯罪主体上具有公职人员身份的特定性，在犯罪属性上具有以权谋私的滥权性，在犯罪心理上具有求无厌足的贪婪性，在犯罪对象上具有损害国家物质基础的公益性等特征，这就决定了这一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中外历史事实说明：轻者，表现为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腐蚀公职人员队伍，损害国家机关声誉；败坏社会风尚，诱发各种犯罪。重者，表现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结构式腐败，甚至导致整个政权肌体的腐朽堕落，亡党亡国。所以，贪污犯罪是弄权谋利的政治腐败现象的重要表现之一。
追求物质利益，属于人的本性。国家公职人员要追求物质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其中大多数人把自己的牟利行为节制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少数人则会走上铤而走险，践踏法律，贪婪无度的犯罪道路。更由于贪污犯罪是一种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无本万利"的获利行为，故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和刺激性。所以，贪污犯罪就成了历代统治者禁而不绝的痼疾。
贪污罪虽然是难治的"痼疾"，但它和其他事物一样，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探索这个历史时期中贪污犯罪的规律，对于预防与惩治贪污犯罪，促进廉改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贪污犯罪的起伏规律
起伏规律，也称升降规律。贪污与其他犯罪一样，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呈现时起时伏、时高时低的规律。
(一)贪污犯罪起伏演绎的梗概
从新中国成立46年来的反贪史看，大体上是二个马鞍型的起伏态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为贪污犯罪的一个高峰期。建国之初，由于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公职人员中,留用了大批国民党政府的军政人员，其中一些腐朽贪婪恶习深的人，便利用新政权刚刚摧毁旧法统、新法规尚不健全的时机，与社会上的不法资本家相勾结，大肆进行侵吞、盗窃公共财产的贪污活动。有鉴于此，我中央人民政府于1952年4月2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反贪污为主要内容的"三反"、"五反"斗争，严惩了数以万计的贪污分子，枪毙了象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那样极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犯，击退了贪污分子和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取得了这场反腐败斗争的重大胜利。
1957年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是贪污犯罪的低谷期。这个时期是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公职人员清廉从政风尚良好，刑事犯罪明显下降，贪污犯罪的发案率极低，没有大的起伏，一般年份的发案仅有二、三千件。
1966年至197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属于非正常状态，没有可供分析的可靠资料，故不列入研究范围。
1976年至1994年，是贪污呈波浪式上升期。这十多年来，是我国深入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变动、大发展时期，各种犯罪亦呈上升态势(改革前年发案率一般是3-5件／万人，个别年份6件/万人;而现在一般是5-7件/万人，高的年份达8-9件/万人，其中贪污分子钻新旧体制转换和法律不完备的空子，大肄进行侵吞、盗窃、骗取、私分公共财产的活动。这个时期的贪污犯罪与过去的贪污犯罪相比，有着明显的特点：一是犯罪总量呈波浪式的上升态势，平均年侦破贪污案件的均为1万件以上，多的年份达2万件以上，较之我国过去的低犯罪率相比，巳是成倍的增长；而个案的贪污数额，较之过去更是数倍、数十倍的增长。海口市一银行会计贪污案，数额竞达3344万元。二是贪污手段呈多样化、智能化趋。有的地方统计，贪污手段多达40余种。利用电脑贪污，从无到有，现在已不罕见。特别是一些公职人员钻法律的空档，走政策的边缘，制造模糊性行为，混水摸鱼，猖狂侵吞公共财产的事件突出。三是犯罪对象呈复杂化趋势。经济体制改革前，公共财产存在形式单一，侵犯行为易于认定。改革后的各种经济联合体、承包体、中外合资、合作体的财产公私交织、界限难分，性质难定。四是犯罪主体呈广泛化趋势。过去的贪污分子多为直接管钱管物部门的人员，而现在则波及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员；过去的贪污分子多为管钱管物中有经验的中、老年人员，而现在则多是中青年，甚至有参加工作仅二、三月就贪污数万元的胆大妄为的青年；过去贪污分子多为掌管财物的一般工作人员，而现在县团级、地师级、省军级的领导干部也不少。
(二)起伏规律的诱因与抗制
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看，贪污是一种非法图利的行为。一个公职人员是否要铤而走险去贪污，至少取决于下述四个要素：一是贪污可能获益与受损的预期比例；二是贪污得逞条件的多少；三是贪污后可能被揭露的概率；四是惩罚的严厉程度。这就是说，凡是诱发贪污犯罪的因素强、犯罪条件好、被揭露的概率小，贪污犯罪就会活沃起来，反之，贪污活动则会有所收敛。由此可见，贪污犯罪的起伏规津，最终取决于贪污犯罪的诱发因素与对贪污犯罪控制因素的强弱对比。当诱发贪污的因素强于控制贪污的因素时，贪污犯罪就会呈上升态势；当诱发贪污的因素与控制贪污的因素势均力敌时，贪污犯罪就会呈现平缓而无大起大落的态势；当诱发贪污的因素弱于控制贪污的因素时，贪污犯罪就会呈下降态势。
当前，我国还处在诱发贪污的因素强于控制贪污的因素的时期，故贪污犯罪仍呈现波浪式的上升态势。
贪污诱发力增强的主要因素有:
其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物欲充分解放，"一切向钱看"观念普及人心，加之社会分配不公，诱发和刺激了利用职权贪财的动机；
其二，新旧体制的摩擦、碰撞，经济运作机制与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官僚主义与玩忽职守普遍，"小金库"林立，真空和漏洞随处可寻，利用权利摄取财物的机遇增多；
其三，执法水平、侦查装备、办案经费不能适应与贪污犯罪作斗争的需要，犯罪成本少而得逞率高，破案率低而"风险小"，强化了这种"无本万利"的贪污犯罪的吸引力。
贪污控制力减弱的主要因素有：
其一，立法滞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联合、承包、租赁、金融、证券、竞争等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型侵吞公共财物的行为，又缺乏法律规范，界限模糊，性质难定，客观上放纵了贪污蔓延；
其二，政治思想工作虚化，一些公职人员缺乏正确的世界观，失去精神抗体，追逐"高消费热"、"攀富热"，成了"无官不贪"意识的俘虏；
其三，社会综合治理不落实，"唱功好，做功差"，没有把政治、经济、监督、惩罚等各方面的抗制贪污的措施形成合力，预防犯罪的疏漏太多，失控面太大。
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基于上述两种因素力量对比而出现的贪污发案率较高(相对于过去的低发案率而言)的态势，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社会学原理认为，一种运行模式向另一种运行模式迁跃的社会转型期，必定有一个"磨合"过程。只有"磨"才能"合"。磨合是在动态中进行的，"磨"的过程会有一定的'振荡"和"痛苦"，要付出一定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贪污发案率低，并不能证明体制就好，经济发展就快，贪污发案率相对较高，并不能证明体制不好，经济发展会慢。我国改革、开放前贪污犯罪少，而经济发展缓慢，而现在却相反，这就是一个历史见证。作者在这里并不是主张贪污越多越好，而是说明贪污犯罪的起伏规律并不是政治、经济体制是否优越的表现，而仅是诱发贪污因素与控制贪污因素力量对比的反映。只要我们能及时研究诱发贪污犯罪与控制贪污犯罪两极因素的循环的态势，不断强化控制贪污犯罪因素，削弱诱发贪污犯罪因素，按照两极循环服从优势的规律，就能达到预防与减少贪污犯罪的目的。所以，降低贪污犯罪率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综合治理，减少贪污发生的条件，使欲行贪污者在获益率极低、受损率极高的现实面前怯步。
2、贪污犯罪的辐射规律
贪污犯罪，自古有之。贪污发生的地区和部门，则是相对的。我们这里所研究的贪污辐射规律，是指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这个特定时期贪污犯罪走向的轨迹。
(一)贪污犯罪的部门辐射规律
所谓部门辐射规律，就是指贪污活动在不同系统、行业中的运行轨迹。我国司法部长肖扬在研究贪污贿赂犯罪的部门流向规律时指出：大致是"生产、经营型的经济部门一社会服务性事业部门→生产资料与生产要素的行政管理部门或行政性公司→经济监督与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与党委机关"。①
近十多年来，我国贪污犯罪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其"源头"始于生产、经营型的经济部门。这些部门的公务人员受"物质诱因"的影响最为直接，利用职权攫取公共财物的机遇最多，加之，在新旧体制转换中，经济秩序不很稳定，对生产经营部门监督机制相对弱化。故在80年代初期，这些部门的经理、厂长、会计、出纳、采购、销售、供应人员中贪污犯罪突出，成为贪污犯罪的"重灾区"。紧接着，贪污"风潮"波及的是与生产、经营部门密切相关联的社会服务性事业部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实施，社会服务性事业部门，逐步走上了有偿服务、讲究经济效益的轨道。作为社会的利益主体之一的服务部门，便受到与生产、经营部门相同的"物质诱因"的刺激，成为继生产、经营部门之后的贪污犯罪的多发部位。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在某些方面具有严重"短缺型"的特点。而管理这些短缺的生产资料和其它生产要素的部门，便成了需求者的"上帝"，为竞争"紧缺物资"、"短线产品"和生产要素而大显神通、不择手段，甚至金钱、美女都给"霸主"献上。在监督不严，防范不力的情况下，这些部门必然会滋生更多的贪污犯罪分子。
接下来贪污辐射对象便是对生产、经营和服务性事业单位的活动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经济监督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然后再逐渐渗透到司法机关和党政机关。贪污犯罪为什么要辐射到执法部门和党政领导机关?这是社会分配不公和部门比较利益均衡化的必然结果。从一个社会而言，如果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收益丰厚，而另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收益低微，无论这种收益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只要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就必然会导致相互攀比，并千方百计追求利益均衡化的趋向发展。要实现利益的均衡化，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手中人权、物权、财权、司法权去捞钱，于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象恶性膨胀。这些部门贪污犯罪的蔓延，便是采取非法手段妄图实现利益均衡化的一种表现。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的意见
司法部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的意见
(2000年4月13日司发通［2000］05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全国城市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座谈会议精神，落实司法行政工作“基础年”的各项举措，强化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工作，现对进一步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要进一步深化对基层司法所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在我国司法行政体系中，司法所是最基层的组织机构，担负着具体组织实施基层司法行政各项业务工作，直接面向广大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的重要职能，是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服务大局、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重要渠道和前沿阵地。
司法所的基础地位决定了它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司法所承担着本辖区普法工作的具体组织和实施，担负着推进依法治乡(街)、依法治村等法治基础工程的职责，是基层政府依法决策、依法建制、依法行政的参谋助手；司法所通过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代表基层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组织开展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等项职能，发挥着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防线作用；通过组织开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对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起着重要的服务和保障作用。此外，司法所作为基层政治组织，与公安派出所、法庭、检察室和综治办等部门构成乡镇(街道)一级的基层政法体系，它们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协作联动，共同担负着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保障法律正确实施、完善基层法治机制的重要使命。
司法所的基础地位决定了它是司法行政系统特别是县区司法局履行法定职能的组织保障，尤其是在司法行政系统所指导和依托的社会组织网络体系(包括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安置帮教四支队伍和工作网络)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龙头作用。实践证明，只要把司法所建设好，各项职能发挥好，就能把县区司法行政工作的基础夯实打牢，就能把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承担的司法行政职能综合、配套、强化起来。因此，大力加强司法所建设，强化司法所工作，是抓基层、打基础的关键环节，是开创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的根基所在、重点所在、希望所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必须高度重视司法所建设问题，要作为一项硬任务来抓，力求取得实效。
(二)要正确认识新形势下基层司法所建设面临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加强司法所建设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全面推进基层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也是司法所最主要的业务职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新变化，基层各种涉法问题的不断增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迫切需要进一步强化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以满足基层对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一切都为司法所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长期以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熟悉民情，具有运用法律手段化解基层矛盾、服务中心工作的职能优势，在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促进改革建设发展方面大有可为。这也正是部党组把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作为司法行政工作“基础年”一大重要举措的原因所在。
必须看到，面对新的形势的要求和挑战，司法所的建设和工作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司法所立户列编问题目前尚未在全国统一解决，使其在即将全面铺开的县乡政府机构改革中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少数地区已出现司法所被撤并的现象；一些地区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认识不到位，对解决司法所建设面临的困难缺乏信心，存有畏难坐等的情绪，抓司法所建设力度不够；司法所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亟待改善提高；部分地区司法所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管理工作难以到位，不能保证其专职专用，影响职能作用的发挥。因此，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正确认识司法所建设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按部党组的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基层司法所及其队伍的巩固、提高和发展，强化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工作。
二、背靠大树，围绕中心，开拓进取，充分发挥基层司法所的职能作用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根据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有关“基础年”的工作部署，以“背靠大树，围绕中心，开拓进取”为指导思想，指导基层司法所进一步强化全局观念和服务意识，紧紧围绕基层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主动做好结合文章，善于抓住基层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开拓业务领域，丰富服务手段，完善服务机制，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充分发挥各项职能作用，努力开拓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今年，各地司法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努力化解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全力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各地司法所要把维护稳定作为首要任务，充分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基层涉法的矛盾纠纷越来越突出、成因多元化、表现形式复杂化、群体性事件不断上升等新的情况和特点，经合本地实际，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充分发挥及时调解、疏导和防范基层纠纷矛盾的职能作用。要充分运用“148”法律服务的协调联动和信息报送机制，积极推广在乡镇(街道)设立社区矛盾调解中心的经验，进一步健全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和安置帮教四支队伍和工作网络，充分发挥专门机关与群众组织相结合的优势，广泛开展纠纷集中排查、专项治理和联调联防活动，积极参与基层安全创建活动，努力化解基层纠纷、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推进和深化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各地司法所要以依法治国方略为纲，统揽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全局。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城市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座谈会精神，综合运用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各项功能，全面启动和大力推进城市街道社区的依法治理，继续深化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等基础工程。当前在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中要重点抓好：协助基层党委政府制定完善本社区依法治理发展规划和举措，发挥法律参谋助手作用促其依法决策、依法建制、依法行政，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发挥法制宣传功能，健全普法宣传和法律咨询网络和机制，搞好“三五”普法总结验收和启动“四五”普法的准备工作；健全完善对民间纠纷和基层矛盾的防治体系和机制，依托“148”建立纠纷信息报送制度，协助基层党委政府运用法律手段着力解决群体性纠纷和群众关注的涉法热点问题；健全基层社区法律服务网络和机制，运用法律服务手段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调整经济、社会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法治环境。
(三)积极参与同“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各地司法所要坚决按照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部署，立足本职，运用法律武器，积极参与同“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要利用法制宣传网络，大力宣传国家有关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法律决定和司法部编印的有关资料，增强广大群众抵制邪教组织并与之斗争的自觉性；要利用遍布基层的调解、服务和帮教网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对“法轮功”练习者特别是中毒较深、尚未转化的练习者的教育转化工作，及时调解由“法轮功”问题而引发的婚姻、家庭、邻里等纠纷，积极配合监所做好本辖区的“法轮功”类罪犯和劳教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以及家属的思想工作，做好“法轮功”类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要运用依法治理、法制宣传、法律服务等综合手段，加强城乡基层社区建设，维护基层稳定。
(四)积极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各地特别是农村乡镇司法所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0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提高服务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找准切入点和结合点。要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协助乡镇政府强化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农业和农村工作，解决各种涉农的热点问题和群体性矛盾。要组织乡镇法律服务所针对农业和农村工作需求，主动介入，拓宽领域，积极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发展、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产品市场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强化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集体财务管理和减轻农民负担管理等各项工作提供及时、便利、优质的法律服务。当前重点要协助乡村运用法律手段做好土地延包工作和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及时优先调解涉及土地延包、农民负担、计划生育、宅基地管理、农产品市场管理、集体财务管理、政务村务管理等方面的纠纷特别是群体性纠纷，大力疏导基层干群矛盾，运用法律服务或法律援助手段帮助农民群众同各种坑农、害农行为作斗争，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业和农村工作稳步健康发展。
(五)积极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各地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基层司法所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自觉服从服务于大局，积极探索在西部大开发中做好司法所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和新思路，不失时机地为西部大开发做好法律服务和保障工作。要为基层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当好参谋助手，依法调整处理好开发中的涉法矛盾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要指导基层法律服务组织增强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围绕西部大开发积极开拓新的业务领域，重点做好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以及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民维权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要进一步健全人民调解工作、“148”法律服务工作和安置帮教工作网络和机制，大力化解基层纠纷和西部开发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为促进西部大开发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和法治氛围。
三、要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牢牢抓住中央政法委要求今年狠抓政法基层基础工作和司法部将今年定为“基础年”的有利时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关于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紧紧依靠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振奋精神，努力开拓，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力争在今年进一步巩固加强乡镇(街道)司法所建设，进一步改善提高司法所队伍的整体素质，为开创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下大功夫做好巩固、加强和发展基层司法所机构、队伍建设的工作。目前，地方各级政府机构改革已经启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央关于地方机构改革的精神，把进一步巩固、加强和发展司法所机构和队伍建设作为抓基层、打基础的重点工作和今年的一项硬任务来抓。要以对司法行政事业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密切关注县乡机构改革给司法所建设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主动采取有效对策，早做工作，多做工作，抓实抓紧，务求实效。特别是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加大与党委、政府及编制部门联系、沟通和协调工作力度，千方百计争取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加强基层政法队伍建设的要求，做到司法所的机构和队伍在机构改革中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撤并。已经普遍建立司法所的地区，要全力稳定和巩固司法所，保机构、保编制、保队伍，并力争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加强；尚未建立司法所的地区，要加大攻关协调力度，努力创造条 件，力争尽快把司法所建立发展起来。对于司法所的管理体制和建所模式问题，各地应因地制宜，条 件具备的，要力争把司法所建成县区司法局的派出机构，实现县区司法局收编直管；条 件不成熟的，可以把司法所作为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内设职能机构，以乡镇(街道)管理为主，但必须确保县区司法局能实施有效的指导监督，解决管事与管人相脱节的问题，保证其专职专用。各地应积极创造条 件，逐步实现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的分设；尚不具备分设条 件的，两所可采取“合署办公”的模式。凡司法所在县乡机构改革中与其他职能机构合并或合署办公的，应力争保留司法所的职能和司法行政单列编制及专职人员，继续履行基层司法行政各项职能，接受县区司法局的指导。
(二)扎扎实实抓好基层司法所队伍政治和业务素质建设。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6号文件、14号文件精神和司法部有关加强队伍建设的部署，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司法所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建设。要按照我部关于对司法行政干警进行“三观”教育的部署，组织司法所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江泽民论三观》等有关学习资料，引导大家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一步增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扎根基层，爱岗敬业，开拓进取，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继续深入开展“争创人民满意的司法所(司法助理员)”活动。要组织开展好在全国司法助理员和司法所工作人员中进行为期三年的基本素质教育活动，精心安排，加强指导，确保培训对象、内容、效果落实，促使广大司法助理员和司法所工作人员掌握应知应会的政治理论常识、法律常识和基层司法行政业务工作常识。同时要按照统一规划、分级负责、分类指导的方式，积极探索、逐步建立和健全对司法所队伍的业务培训制度，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适应新形势需要的高素质的基层司法所队伍。
(三)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司法所的指导和管理。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特别是县区司法局要充分认识司法所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对司法所建设和司法所工作的管理和指导。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断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善于运用典型指导司法所的建设和工作，特别要加大攻关协调力度，着力解决司法所建设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要进一步理顺对司法所的管理体制，完善指导监督机制，抓好建章立制工作，把对司法所的管理尽快纳入到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要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所业务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切实加强规划、指导、督促和检查，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指导司法所依法、全面、正确履行各项工作职能，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水平。要加强对司法助理员和司法所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严把进人关，严格工作监督，对越权违纪案件要严肃查处，对不适宜从事司法所工作的人员要及时清退。要在坚持从严治警的同时，努力把从优待警的方针落到实处，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政治部门、基层工作部门和计财装备部门要共同努力解决目前在司法所建设和工作待遇方面存在的各种困难，要按照我部部署，在今年落实基层干警统一着制式服装的工作。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特别是县区司法局应从强化基层工作的角度，抓住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调整和充实各级基层工作部门的力量，优化职能配置和人员结构，改善办公条 件，提高工作效率，以适应努力开拓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