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3年12月21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3年12月21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发包与承包
第三章 合同的签订与无效合同的确认
第四章 变更与解除
第五章 违约责任
第六章 调解与仲裁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稳定、完善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加强农业承包合同管理，保护农业资源，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业承包合同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内部成员及其他承包者签订的明确双方在生产、经营、分配过程中权利、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者之间签订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各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第四条 签订合同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在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坚持民主公开、自愿互利、协商一致、诚实信用、有利于生产经营的原则。合同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五条 合同一经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
第六条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机构；乡（镇）人民政府主管本乡（镇）的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工作，日常管理工作由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负责。
县级以上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机构的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有关农业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二）指导合同的签订、变更和解除；
（三）检查监督合同的履行；
（四）培训合同管理人员，保管有关资料。 乡（镇）合同管理部门除履行前款四项职责外，还应负责合同的鉴证和合同纠纷的调解。
第七条 县（市、区）、乡（镇）农业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调解和仲裁。
第二章 发包与承包
第八条 合同的发包方是拥有资源、资产的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不完善的地方，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发包。承包方可以是村、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含户、联户、个人合伙、专业队组），也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 本集体经济组织以?
獾牡ノ换蚋鋈顺邪模μ峁┎撇1＃⑻峁┍Ｖと恕? 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有优先承包权。
第九条 发包的土地、林地、草地、水面、滩地、建筑物、机械设备和其他设施等资源、资产，其所有权不变。
第十条 发包的项目、指标、期限等，应在合同签订前，由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会议或村（组）民会议民主讨论通过。对一些数量、金额、面积较大的专业承包项目，实行公开招标承包。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均等承包的责任田不收承包金。
第十一条 发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对发包的集体资源、资产行使所有权；对依法取得国有资源使用权而进行发包的，拥有监督权；
（二）依照合同约定收取承包金，完成国家的农产品合同定购任务；
（三）有权制止承包方在生产经营中的违约行为，保护农业资源和其他资产不受损失，并不断增值；
（四）执行国家有关调整土地的规定，维护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五）依照合同约定，为承包方提供生产、经营、技术等方面的服务；
（六）保护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及其他合法权益；
（七）定期公布承包金的收取和使用情况；
（八）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应履行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 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依照合同约定，对承包项目行使生产经营自主权、产品处分权和收益权；
（二）承包期满时，在同等条件下，对原承包项目有优先承包权；
（三）在承包期内，经发包方同意，可以依法把自己承包的项目和权利、义务的部分或全部转包、转让给第三者，原合同仍然有效；
（四）承包荒山、荒地、水面、滩地、林地、草地等从事开发性生产经营的，在承包期内，承包人死亡的，继承人有继续承包经营的权利；
（五）有权抵制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调整土地，强制种植，以服务为名强行收费等行为；
（六）对承包的农业资源、资产合理利用，科学管理；
（七）依法缴纳税金，依照合同约定缴纳承包金，完成国家的农产品合同定购任务；
（八）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应履行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第三章 合同的签订与无效合同的确认
第十三条 签订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由发包方法定代表人和承包人或承包方代表人签字、盖章。
第十四条 合同签订后，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可以到乡（镇）法律服务所见证，也可以到公证机关公证。
第十五条 合同必须具有以下主要条款：
（一）承包项目名称；
（二）发包方、承包方单位、地址及双方代表人姓名；
（三）发包方提供资源、资产的方位、数量、质量、等级、时间；
（四）承包方缴纳的税金、承包金及缴纳时间，国家农产品合同定购任务；
（五）发包方为承包方提供的服务项目和生产经营条件等；
（六）承包期限；
（七）资源、资产增值的处理；
（八）违约责任；
（九）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无效合同：
（一）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二）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违反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会议或村（组）民会议决议；
（四）仗权垄断承包、压价承包或采取不正当手段签订；
（五）发包方无权发包；
（六）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或同自己所代理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
第十七条 无效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效力。确认合同部分无效的，如果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其余部分仍然有效。 合同的无效，由人民法院或农业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确认。
第四章 变更与解除
第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
（一）订立合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发生变化，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二）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并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的全部义务无法履行；
（四）由于当事人一方违约，致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或没有必要履行；
（五）承包方丧失承包经营能力；
（六）承包方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生产经营，经发包方劝阻无效；
（七）承包的土地被征用或调整。
属于前款第（三）、（四）、（五）、（六）项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有权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
第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对方应在接到通知书后十五日内或在当事人双方约定的期限内予以答复。无正当理由，逾期不答复，视为默认。 在变更或解除合同未达成协议前，原合同仍然有效。 因合同的变更或解除使一方遭受损失，除?
婪梢悦獬鹑蔚耐猓τ稍鹑畏脚獬ニ鹗А?
第二十条 经双方同意变更或解除的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方能变更或解除。经鉴证、见证或公证的合同，必须将变更后的合同副本或解除合同的文书副本，报送原鉴证、见证或公证机关备案。
第二十一条 合同依法成立后，不得因承办人或法定代表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解除。
第五章 违约责任
第二十二条 由于合同当事人一方的过错，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的，有过错的一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由双方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约金的数额应由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不足弥补实际损失的，违约方还应支付赔偿金；对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违约方应继续履行。 违约金、赔偿金应在明确责任后十五天内偿付。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部分履行合同的理由，在取得有关证明以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并可根据情况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十五条 发包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按合同约定向承包方支付违约金、赔偿金：
（一）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数量向承包方交付发包的资源、资产；
（二）未按合同约定的服务项目提供服务；
（三）违反国家有关调整土地的规定；
（四）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五）非法干涉承包方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六）截留、挪用国家有关规定的应向承包方兑现的款物；
（七）有其他违约行为。 法人代表个人擅自改变集体决定造成违约的，个人支付违约金、赔偿金。
第二十六条 承包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按合同约定向发包方支付违约金、赔偿金：
（一）对承包的土地掠夺性经营、撂荒或改为非农业用地；
（二）对承包的建筑物、机械设备和其他设施等管理不善，造成破坏或损失；
（三）对承包的荒山、水面、滩地、荒地、林地、草地等不按合同约定进行造林、更新或开发利用；
（四）未按合同约定缴纳承包金；
（五）有其他违约行为。
第二十七条 由于行政非法干预，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原合同仍然有效；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由干预者或干预单位负责赔偿。
第六章 调解与仲裁
第二十八条 处理合同纠纷，应遵循先调解，后裁决的原则。
第二十九条 合同发生纠纷时，当事人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调解。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
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条 合同纠纷案件由纠纷发生所在地的乡（镇）仲裁委员会仲裁，也可以到县（市、区）仲裁委员会仲裁。 仲裁委员会办理合同纠纷案件，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进行。 对一些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合同纠纷，可由仲裁员一人主持调解和仲裁。
第三十一条 仲裁人员，如果认为办理本案不适宜，应当自行申请回避；当事人发现仲裁庭成员与本案有关联，有权用口头或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 仲裁人员回避的决定，由仲裁机构作出。
第三十二条 仲裁委员会对合同纠纷的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当事人双方签字、盖章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调解未能达成协议或调解书签收前反悔，按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申请仲裁的，由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并制作仲裁决定书。
第三十三条 县（市、区）、乡（镇）仲裁委员会应在接到仲裁申请的二十日内作出仲裁决定。 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决定书，当事人应当履行。当事人一方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
菟酱锍傻氖槊嬷俨眯橹匦律昵胫俨茫部梢韵蛉嗣穹ㄔ浩鹚摺?
第三十四条 对合同进行鉴证、见证的，可以按省财政部门、物价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向当事人收取文书工本费。对合同进行公证、仲裁的，按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收费。
第三十五条 合同纠纷仲裁的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施行前签订的合同，继续有效。
第三十七条 农业企事业单位的农业承包合同可以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河南省人民政府1989年3月27日发布的《河南省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1993年12月21日
贩卖毒品的既未遂探讨
作者:冯明超
在司法实践中，对贩卖毒品罪的既未遂问题和犯罪引诱问题有较大的争议，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笔者只就司法实践中贩卖毒品的既未遂问题和犯罪引诱问题谈谈自已的几点意见。
一、关于贩卖毒品的既未遂问题
毒品犯罪既、未遂形态度正确判断不仅关乎微观点定罪量刑正确否， 而且关系到刑法应当具有的正义价值能否实现、刑事法治的状态能否造就得根本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刑法》第20条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也就是说“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区别于犯罪既遂的显著标志。所谓犯罪未得逞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中，犯罪之实行行为没有齐备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对贩卖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理论界存在不同的主张，实践中处理较不一致。
第一种主张转移说。认为贩卖以毒品是否卖出成交即以毒品实际上转移给买方为既遂。第二种主张契约说。认为买卖双方意思达成一致，契约的达成为既遂，至于是否已经交货或付款，在所不问。第三种主张实际行为说。认为只要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就应视为完成犯罪过程是犯罪既遂。未遂则比较复杂,通常有几种情况：A、贩毒者贩卖毒品未到手就被查获；B、对盗窃、拾捡、受赠等以买进以外的手段获得的毒品着手实施卖毒行为但尚未卖出就被查获；C、误假为真予以贩卖的。第四种主张进入交易说，认为毒品是否进入交易是既、未遂的区分标准，至于是否已实际成交，是否获利，均不影响既遂的成立。此外，还有人主张出手及控制说，认为行为人只要向他人卖出所有的毒品即可构成既遂；为了贩卖而先行买进毒品，只要将毒品买到手和实际已控制该毒品，即为既遂，即使行为人在买卖毒品的过程中被现场抓获均构成既遂。
上述几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将贩卖毒品归于过程行为犯（又称过程犯），而第二，三种观点将贩卖毒品罪归于举动犯。第一种观点主张的“毒品转移说”使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范围过窄，故不可取；第二，三种观点因主张只要实施购买或贩卖毒品行为就是既遂，忽略了毒品作为贩卖毒品犯罪证据的重要性，因为在毒品买卖双方单纯商谈的场合，因缺少毒品买卖的证据，一般是很难认定其实施了购买或贩卖毒品行为，可见这种观点也存在不足。
笔者认为，贩卖毒品的既遂与否，应以毒品是否进入交易环节为准。至于行为人是否已将毒品卖出获利，或是否已实际转移毒品，不影响本罪既遂的成立。如果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毒品交易未完成，则属贩卖毒品罪未遂。具体分析如下：
1、从贩卖毒品行为特征来看，贩卖毒品罪属于举动犯，不是过程犯。贩卖毒品行为通常始于购买，单就购买毒品行为而论，其已具有双面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购买毒品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可能要出售毒品；另一方面，买大宗毒品往往是实施新的卖出行为的起点或必要前提，因而购买毒品行为同时包含了进一步危害社会的现实危险性；而卖出毒品是把购买毒品产生社会危害变为现实。由此可见，贩卖毒品的过程的这两个关联行为均不缺乏独立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要实施其中一个行为，就具有以下犯罪既遂的必要。所以，贩卖毒品行为的既遂不以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实现与否来决定，亦不以贩毒行为过程中的全部行为实施完毕为必要。
2、在贩卖毒品过程中，大量被抓获的毒品犯罪人均停顿在购买了毒品尚未卖出，或者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俱获的场合。真正已将毒品由卖方转移到买方手上，毒品交易完成以后被抓获的情形属于少数。实践中，某些毒品交易的现场，双方正在进一步讨价还价，或在正在清点钱款或鉴定毒品的质量，在此很难确切界定是否已将毒品真正转移到买方。如果以“毒品转移说”的观点判断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否，则必然使大量的贩卖的毒品案件作未遂处理，显然标准过严。
3、在贩卖毒品中，毒品的数量影响量刑轻重。如果以实际转移到买方的毒品数量既遂标准的数量，那么从毒犯家中搜出的没有出售转移到买方的毒品就只能作未遂认定。由此产生了既遂与未遂的毒品数量能否相加计算的司法难题。例如，某甲在贩卖毒品海洛因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缴获海洛因15克，随后从其居住的出租屋里查获海洛因235克。对某甲贩卖毒品海洛英的数量应认定为250克，或是15克，根据《刑法》第347条规定贩卖毒品罪的精神，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及量刑关系三方面分析，贩卖毒品罪以界定为举动犯为准确，对贩毒分子未带到交易现场，而在其居住的地方查获的毒品应计算在贩卖毒品的数量内。
4、以毒品被实际带入交易环节为标准，判断贩卖毒品罪既遂或未遂，是由于贩毒品的中心环节就是交易，如果仅仅是买卖双方在商讨价钱或者其他问题，而没有将毒品带在交易现场，这只是着手实施贩卖，或者说是谈交易，持第一，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贩卖毒品罪就既遂了；然而，如果从商谈交易的双方身上或现场没有查获毒品，就很难认定贩卖毒品罪，因为缺少交易不可缺少的对象--毒品作为证据，只有当在交易时人赃具获时，无论其是否完成交易，均以既遂论处。这样既符合行为犯的构成特征，又体现了毒品交易的特殊性。由于贩卖毒品罪中贩卖行为复杂多样，因此具体将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作如下几种分别认定：第一，以贩卖毒品为目的，实施了购买毒品行为，如果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并获或已经买进了毒品，都应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第二，对于非以购买方式获得的毒品予以贩卖的，如祖传，他人馈赠的毒品，只要将毒品带到买方约定的地点开始交易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论处。第三，对于因贩卖毒品被抓获后在其住所查获的毒品，应全数作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认定，不将查获的未卖的毒品作本罪未遂或非法持有毒品罪处理。第四，误把假毒品当作真毒品予以贩卖的，人赃并获或已将假毒品交易完毕后被抓获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未遂论；在其毒品掺杂使假后予以贩卖的，只要没有使其丧失致人瘾癖的毒性，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论处；如果明知是假毒品而当作真毒品予以贩卖的，应以诈骗罪论处。
二、关于犯罪引诱的问题
现代世界各国对刑事犯罪的惩治与防范通常实行“双轨制”。对于绝大多数一般刑事犯罪案件的侦破，必须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及其证据规则，在这些案件的侦查中是不允许使用“警察圈套”的。但是针对一些危害严重的有组织的犯罪，毒品犯罪、行贿、组织 卖淫、伪造货币等犯罪许多国家都允许采取不同于一般犯罪的侦查方法与手段，例如使用窃听、诱惑侦查等密侦手段，使用这种手段获得的证据不以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考虑。
诱惑侦查归纳起来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诱惑者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学界称之为“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这种诱惑侦查的主要特征是，被诱惑者原本是没有犯罪意图，在强烈的诱惑下实施了犯罪为。在这类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无异在诱使或者鼓励无罪的人犯罪，所以应当属于非法的侦查行为。许多国家对“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持否定态度。第二种类型是诱惑者已具备犯意，或已作手实施犯罪。诱惑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特定条件和机会，学界称之为“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相对来说，侦查机关的行为是被动的、消极的，往往是守株待兔地等待犯罪人现身或犯罪团伙暴露，所以并不存在诱发无罪者犯罪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均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持肯定态度。考虑到目前贩毒、行贿、组织卖淫、伪造货币等犯罪极为猖獗，必须严厉打击，应允许其使用。实践中还有一种“数量引诱犯罪”。数量引诱是指嫌疑人有犯罪意图，正在试图买卖毒品，特情出于某种目的促成犯罪嫌疑人加大毒品买卖的数量，或者使本不够判死刑的案件演变为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
在我国，司法工作者习惯将这种“警察圈套”“诱惑侦查”称为“利用特情侦查手段破获贩毒案件”。所谓“特情”就是警察雇用原犯罪集团中的成员或者成员之外的人，提供线索或佯装购卖毒品，配合警察将其抓获。包括让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提供同案犯的地址，由公安带毒品充当“毒贩”佯装交易，在交易时将犯罪嫌疑人抓获，这些在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际上充当了公安的持情（当然，被告人符合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构成立功的，可轻、减轻处罚）。由于我国对诱惑侦查没有立法，对上述不同情形如何对被告人的行为定性？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特别多，有的将其一律定为贩卖毒品罪，但在量刑上适当考虑从轻；有的则因为侦查机关取证手段不合法，而对嫌疑人的部分涉毒行为不予定罪。
对此，曾有学者认为，应当区别情况作不同认定：（1）、行为人携有毒品正在寻找买主，有贩毒意图，而运用特情侦查手段将其查获，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2）、行为人持有毒品，但未发现其有贩卖毒品的事实证据，因特情、侦查人员依靠约购毒品而卖出毒品的，不宜定贩卖毒品罪；（3）、行为人原无涉毒犯罪的行为，只因受特情侦查行为引发，出于贪利而购进毒品进行贩卖的，不宜认为是犯罪。论者进一步论证认为，从根本上讲，这种情形是一种“制造”的虚假犯罪事实，而围绕这种“犯罪”所展开的侦查活动，也是违反侦查纪律，同侦查活动查明和打击犯罪的宗旨相背离的。因此，对行为人的行为，既不能定贩卖毒品罪，也不能定非法持有毒品罪。
笔者认为，运用特情侦查，我国未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普遍存在滥用诱惑侦查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法律对诱惑侦查的行为没有制约，侦查机关随意使用；有的严重违背打击、防止犯罪的立法目。纯属“制造犯罪”，司法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和怀疑，例如XX市公安机关为了抓获毒贩，公安人员两次将少量毒品先卖给贩毒，待第三次交易数量超过死刑标准时将其抓获，公安机关的行为已不是诱惑犯罪的问题，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另一方面，审判机关对存在诱惑侦查的案件的审判也缺乏具体的标准，量刑普遍过重。这类案件的处理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对诱惑侦查是否适度要进行审查度。
第二，是否存在诱惑侦查要审查。通过审查被告人历次贩卖毒品的数是，是否是由于侦查人员以高价索要或低价售出大量毒品，被告人在利益驱动下才贩卖大量的毒品。并结合侦查机关的“破案经过”材料暴露出侦查机关是否存在诱惑侦查。当然“破案经过”材料中一般不会提及使用了诱惑侦查手段。但在实践中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如侦查机关通过电话监听得知被告人可能在进行毒品犯罪，或通过指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实施诱惑侦查对其进行引诱，提出贩卖毒品的意向，后将其抓获。因此，应当审查侦查机关在侦破过程中除使用技侦手段外，是否还使用了诱惑侦查手段。必要时要与侦查机关沟通。对查清有“犯意引诱”的，应减轻处罚。存在“数量引诱”的，应从轻、减轻处理。无论是哪一种引诱，都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最近几年公安机关为了打击贩毒，根据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线索，由公安人员带毒品或由公安人员扮成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马仔”充当毒品交易“卖方” 或“买方”，同嫌疑人进行交易，将其抓获。在审理中如何量刑，存在分歧，全国大多数法院的作法都是分两类情况处理，我认为是正确的。
第一类情况是毒贩手中已有毒品，公安使用特情或公安参与“交易”。对这种情况，若查明存在特情引诱的情况，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若经审理查明不存在特情引诱的或者虽使用了特情，但其犯罪与引诱无关，按实际查清的毒品数量量刑。由于毒品被犯罪嫌疑人控制，早已备好，无论是否使用了特情，均不存在犯罪未遂的问题，即认定为犯罪既遂。
第二类情况是行为人欲购买毒品，公安或特情提供毒品充当“卖方”与其交易。针对这种情况，如果确属特情引诱的，要从轻、减轻处罚。如果在审判中能查清毒品确系公安或特情提供的，因公安机关携带毒品的目的不是将毒品真正地卖给嫌疑人，而是为了抓获嫌疑人，是一种侦查措施。毒品由公安机关控制，其“交易”自始就不可能实现其贩卖毒品的犯罪目的，这种因犯罪分子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应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认定为犯罪未遂，由于这种犯罪特殊性，在量刑上按“必减原则”处理。但无论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就北京、上海等法院审理的毒品案件，在死刑复核裁决时也是按上述两类情况分别进行处理。
犯罪引诱与犯罪既未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并无任何联系，犯罪引诱是一种单独的量刑情节，难以查清特情引诱的，对判处死刑的，都要谨慎留有余地。
作者: 冯明超律师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
联系: 028-88057681，13088086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