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试行办法
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
青岛市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试行办法
市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改革，完善企业经营机制，增强大中型工业企业活力，充分调动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国发〔1986〕103号文件）和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意见》（
经企〔1987〕519号文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试行办法。
第二条 实行承包经营的工业企业（以下简称承包企业），必须在增加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保证企业技术改造任务的完成和后劲的增强，保证企业职工收入的不断增加。要坚持“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
第三条 企业对国家承包的范围，主要是上缴国家的所得税、调节税（即上缴利润）。其它各税（包括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资源税、盐税等）仍应照章缴纳。
第二章 承包形式、内容及程序
第四条 承包经营的基本形式有：（1）两包一挂（包上缴国家利润，包技术改造任务，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2）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超收按比例分成；（3）上缴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或分档分成）；（4）微利企业上缴利润定额包干，超收分成或全留；（5）亏损
企业减亏包干，减亏全留；（6）非利改税企业全额或超目标比例分成；（7）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浮动挂钩等。
除上述承包形式外，还可选择其它适合企业各自特点的承包经营方式。
第五条 承包的内容，应根据承包形式的不同有所区别。一般应包括：上缴利润承包基数，每年的增长比例；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项目的进度、竣工投产达产时间、投资效益、还贷期限、还贷金额等。同时，还应包括企业管理升级、产品质量、流动资金周转天数、安全生产、设备完好
率、固定资产增值额、合理库存等考核制约指标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内容。
承担出口任务的生产企业，除上述内容外，还应包括出口商品供货计划、出口创汇计划等项内容。
第六条 合理确定承包基数。确定承包利润基数和增长比例，以及其它考核制约指标，要充分体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兼顾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的原则，并参照近几年企业经营状况、发展速度、盈利水平，力求使承包指标先进合理。一九八七年承包的
，原则上要以一九八六年应上缴所得税、调节税或前三年上交利润的平均数为承包基数。同时根据今后几年预测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和企业生产增长幅度，合理确定上缴利润的增长比
第七条 承包程序：先由企业主管部门会同承包企业的经营者进行资产核清，主要核清企业的固定资产、原材物料、在制品、半成品、产成品库存，以及债权、债务和历史遗留问题等。然后根据核清情况，由市经委、体改委、财政局、税务局、劳动局、工商银行等有关部门和企业主管
部门与承包经营者共同商定承包基数及其它有关问题。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以市经委、财政局和企业主管局（公司）为发包方与承包经营者签订承包合同。
第三章 承包合同
第八条 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效力，受法律保护（双方认为有必要时，也可进行公证）。合同双方都要严格履行承包合同，并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第九条 承包合同内容包括：承包形式、承包期限、上缴利润、技术改造任务、产品质量及其它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留利使用、归还贷款、债权债务的处理、双方权利和义务、承包经营者奖罚等。
第十条 承包期限，一般为三至五年。为与“七五”计划期相适应，一九八七年承包的企业经营期限一般确定为四年。
第十一条 承包合同生效后不得随意变更；若因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如增减税种、提高或降低税率、调整产品价格，以及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时，合同双方可按国家规定，经协商相应修订承包合同或作出补充规定。
第十二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中止、解除合同：
一、因承包经营者对企业管理不善或严重失职，导致完不成承包的经营指标；
二、发包方不履行义务，干预承包经营者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导致承包经营者无法自主经营；
三、因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使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四、因承包经营者意外的原因不能继续履行合同。
变更、中止或解除合同，要由签约双方履行正式手续。
第十三条 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必须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在承包期内，无特殊情况，不得更换企业的承包经营者。非更换不可时，应由新的承包经营者重新签订合同。
第四章 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 发包方按合同规定，对承包方的发展规划、经营方向、企业收入和产品质量有权进行检查指导。同时要努力确保计划内的能源、原材料的供应，并围绕承包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做好“统筹、协调、监督、服务”工作，为承包企业创造稳定的经营环境，维护企业和承包经营者
的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 承包方享有国家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和承包合同规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同时也要按照承包合同规定认真处理好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利益关系。
第五章 利润分配与使用
第十六条 承包企业应按承包合同的规定，及时上缴足额利润。对超过承包基数多缴的利润，由市财政部门按合同规定同企业清算，用拨款的方式兑现，作为企业留利处理。不得在缴纳所得税、调节税时直接抵留。
第十七条 对实行技术改造贷款定额还贷承包的企业，承包前的老贷款要按合同规定的年度还款额和还款期限分年还清。对承包期内不能还清老贷款的企业，原则上不参与超收利润的分成。企业在承包期内，用利润归还贷款低于合同规定还款额度的部分，要用企业自有资金抵补；高于
还款额的部分，可提取“两金”（奖励、福利）或“一金”，其比例可在现有比例基础上加倍，但一般不超过还款款额的30％。这部分“两金”或“一金”可以在奖励和福利上统筹使用。
第十八条 承包企业超基数增长部分多得的留利，70％以上用于发展生产，30％用于奖励和福利。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浮动挂钩的企业，超过基数增长的留成利润，85％以上用于发展生产，其余的可用于职工的福利，不得用于职工奖励。
第六章 对承包经营者的奖罚
第十九条 承包经营者当年全面完成承包指标的，从次年一月起可上浮一级工资；连续两年完成承包指标的，可将上浮的一级工资改为固定工资（不占企业3％的晋级面）；次年未全面完成承包指标的，取消已上浮的一级工资；承包期结束后，承包经营者的浮动工资取消，固定晋升的
工资保留。
第二十条 承包企业完成上缴利润承包指标的，在企业正常奖金之外，按实际上缴利润比承包指标的增长幅度，计算承包经营者一次性奖励。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企业，按实际上缴利润比承包指标每增长1％，给承包经营者加发半个月至一个月标准工资的奖金，但最多不得超过本
企业职工年平均收入的三倍。实行其它承包经营形式的企业，按承包合同规定的计奖利润和基数，比照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企业的办法计奖。
第二十一条 承包经营者当年完不成上缴利润承包指标的，差额在5％以内的（含5％），每下降1％，扣承包经营者正常奖金的20％；差额超过5％的，每下降1％，扣承包经营者半个月的标准工资，但最多不超过四个月的标准工资；对企业经营管理不善连续两年完不成上缴利润
承包指标的，下降承包经营者一级工资。
第二十二条 承包经营者在承包期内，完不成承包合同规定的质量、成品限额、设备完好率、流动资金周转、固定资产增值、出口供货计划、出口创汇计划和安全生产等指标的，要扣罚经营者全年一次性奖励及正常奖金的部分或全部。无一次性奖励和正常奖金的，在承包经营者四个月
标准工资内，按相应比例扣罚工资。
第二十三条 承包经营者全面完成承包指标后，固定上浮的一级工资，允许列入成本。浮动工资和一次性奖励的奖金应从企业奖励基金或增长的效益工资中列支，但最多不得超过20％。承包经营者的奖励收入，按规定缴纳个人收入调节税和所得税。
对其他厂级领导的各项奖励和处罚比例，应根据其所负责任及所做贡献的大小而有所不同，一般应掌握在承包经营者奖励和处罚的60％～80％。对中层干部及职工的奖罚办法，由承包经营者确定。
第七章 资金管理
第二十四条 承包企业实行资金分帐制度，将国家资金和企业资金，分别列帐。承包前占用的固定资产（净值）和国拨流动资金，列为国家资金；承包后的留利，以及用留利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和补充流动资金，列为企业资金。利用贷款形成的固定资产，由留利还贷的，划入企业资金
；由原办法还贷的，按承包前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比例，折算成国家资金和企业资金。承包期间所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基金，按国家与企业固定资产的比例，分别划为国家资金和企业资金。
第二十五条 技术改造专项贷款归还问题。对实行各种形式承包经营的企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税收工作的决定》，经批准可用新增效益税前还款；对实行技术改造任务承包的企业，必须用新增效益，按合同规定的年度还款额度归还贷款，少于规定还款额度的差额部分，应按现行
税率调增当年上缴利润承包指标，并按调整后的利润指标考核企业；对承包后企业新借入的技措专项贷款，由企业从超承包指标收入和自有资金归还。
第二十六条 企业承包前有关流动资产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可经市财政、税务、银行等有关部门核实后暂作挂帐处理，并按规定的批准权限分期予以核销，有关内容应列入承包合同。
第二十七条 在承包期间，企业资金作为负亏的风险基金。承包企业完不成上交利润承包指标的，用企业资金抵补扣缴财政；企业资金不足扣缴的，从下年度的企业资金抵补。抵交的企业资金，按企业留利的三项基金分配比例，相应扣减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
第二十八条 承包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财务、税收制度和规定。经财税检查，查出的并应上缴的违纪金额，不应抵顶上缴承包任务，亏损企业可抵顶财政应拨补的亏损指标。
第二十九条 承包企业必须端正经营思想，依靠挖掘潜力、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增加企业收入。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物价政策，不得擅自涨价或变相涨价，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凡是国家统一调拨的产品，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企业自销部分，不得超过物价部门核定的最高限
价。擅自提价和超过限价多得的收入，一律收缴财政。
第三十条 在承包期内，企业仍可实行国家规定的各种单项奖如节约奖、质量奖等。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承包期满后和在承包期内更换企业承包者时，市有关部门要对企业承包期内的经营状况、企业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进行审计核查。对弄虚作假的除要原数追回企业的超承包指标分成收入外，还要追究主要经营者及有关人员的责任，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纪律处分，直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试行办法的解释权归市经委、市财政局。
第三十三条 本试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1987年12月25日
历史法学派述评
何勤华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形成了以胡果和萨维尼等为首的历史法学派（Historische
Rechtsschule）。该学派诞生之初代表了德国封建贵族的利益，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法学流派之一，并统治欧洲法学界长达近一个世纪。在19世纪，历史法学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学思想发展的主流。〔1〕
历史法学派的先驱者是霍伯特（Hauboldt）和贝克曼（Beckmann），而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则是胡果。胡果（Gustav
Hugo，1764
～1844）的主要著作是《作为实定法哲学的自然法》（1798）、《市民法教科书》（全7卷，1792～1802）、《查士丁尼罗马法教科书》（1832
）等。历史法学派的核心人物是胡果的学生、德国著名私法学家萨维尼（F.C.von
Savigny，1779～1861），主要作品有《占有权论》（1803）、《论立法及法学的现代使命》（1814）、《中世纪罗马法史》（1815～1831）和《现代罗马法的体系》（1840～1849）等。继胡果和萨维尼之后，
历史法学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是萨维尼的学生普赫塔（GeorgFriedrich Puchta，1798～1846），其主要著作有《习惯法》（全2
卷，1828～1837）、《潘德克顿教科书》（1838 ）、 《教会法入门》（1840）和《法理学教程》（全2卷，1841～1847）等。除胡果、
萨维尼和普赫塔外，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还有艾希霍恩（K.F.Eichhorn，1781～1854）、温德海得、耶林、格林、祁克等。
一
胡果最先将历史性的实用主义批判引入法学领域，他在对“历史性的”自然法理论表示赞同的同时，反对纯理论的自然法学和法典化了的自然法思想。他在《作为实定法哲学的自然法》中认为，由于法学家从事的是文科研究，并不进行任何实验，所以他们的一般性的思索对立法没有价值。他指出，一定民族的各种法规、法律，不会顾及一般性的自然法，如同医生在开处方时，总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会顾及医学的一般原则一样。因此，历史主义的个别化的观察方法与一般化的认识方法是对立的。
基于上述理由，胡果批判了启蒙主义立法者对法发展的僭越。他指出，“将自己的意见提供给统治者的法学家，一般而言，并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贤明多少。”〔2〕他们试图将法纳入各种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谬的，法的本质之源是习惯法。从现存的历史和比较观察中，必然导致出将来应发生的事情。而与此相对，自然法并不是追求正确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标准。当然，在这一点上，胡果还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识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鸠在继承法国道德论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经验主义立场上对自然法理论进行了批判。〔3〕
系统论述历史法学派之基本观点的是萨维尼。他通过对法的产生、法的本质和法的基础三个问题的阐述，表达了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萨维尼认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地发展，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4〕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
象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内部的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5〕法律如同语言一样，没有绝对停息的时候，
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识一样，总是在运动和发展中。“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法便趋于消逝。”〔6〕
萨维尼认为，法的发展呈现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并表现为习惯法。第二阶段，法表现在法学家的意识中，出现了学术法。此时，法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学家手中一门特殊的科学。当然，能够促使该阶段法发展的法学家，必须是那种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又有渊博知识的人，而这样的法学家现在在德国还很少，所以，在德国还未具备开展统一立法的条件。第三阶段就是编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阶段，也要谨慎立法。
对法的本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在《现代罗马法的体系》中，萨维尼指出，法律的存在与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法就已经有了其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自己的特征一样。“在所有每个人中同样地、生气勃勃地活动着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产生实定法的土壤。因此，对各个人的意识而言，实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种同一的法。”〔7〕这种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因此，
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们不能修改语言和文法一样。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揭示了“民族精神”，帮助发现了“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
最后，萨维尼对法的基础作了阐述。他指出，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只有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它是体现民族意识的最好的法律。
继胡果、萨维尼之后，普赫塔在《习惯法》这部著作中运用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辩证法的技巧，对从罗马法主义的民族精神转向专家支配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他继承并发挥了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现代使命》中提出法的发展三阶段的学说，认为法的进化经历了“朴素的时期”、“多样性时期”（即经验性的判例时期）和多样性与学问性结合的“高层次统一性时期”（即学者性的法律家统治时期）三个阶段。而在这最后一个时期，只有学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普赫塔认为，作为民族的“机关”的这种法律家，在学说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潘德克顿教科书》中，普赫塔依据的是后期历史法学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论的演绎方法，即不是从各种法律、命题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是从概念中演绎出教条式的命题和判例。这种方法虽被后来耶林批评为是“倒置法”，但却为后期历史法学派中“潘德克顿法学”的繁荣奠定了方法论基础。〔8〕
二
随着历史法学派的发展，在该学派的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即尽管大家都强调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法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应是对历史上的法律渊源的发掘和阐述，但在哪一种法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哪一种法最为优越这一点上产生了分歧。因此，便形成了强调罗马法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渊源的罗马学派（Romanisten）和认为体现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是德国历史上的日耳曼习惯法（德意志法），强调应加强古代日耳曼法的研究的日耳曼学派（Germanistik）。
罗马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胡果、萨维尼和普赫塔外，还有温德海得（B. Windscheid，1817～1892）和耶林等人。
该学派强调当前德国法学家的任务，是对德国历史上的罗马法穷根究底，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其中内含的原理，区别其中哪些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已经死亡了的。胡果和萨维尼，都试图在研究罗马法的基础上构造一门概念清楚、体系完整的民法学学科，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罗马学派开始向概念法学发展。
19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学派又分为两派，一派以温德海得等人为代表，在研究《学说汇纂》的基础上，使概念法学发展得更为充分、更加系统化，从而形成了“潘德克顿法学”（Pandektenwissenschaft）。另一派则以耶林为首，逐步意识到概念法学的弊端，主张对法不应当仅仅作历史的、概念的研究，还必须从法的目的、技术、文化等角度来研究。
历史法学派中的罗马学派转变为“潘德克顿法学”，是当时德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开始出现统一的趋势，统治阶级开始认识到，统一的德国对于其挤入帝国主义列强是必要的。为此，在德国出现了统一立法的趋势。1848年以后，《德意志一般票据条例》开始在德意志关税同盟的绝大多数盟国实施。60年代，《德意志一般商法典》在绝大部分德意志同盟成员国实行。其后制定民法典的呼声也甚高。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则体现了国家的意志。这无疑刺激了“潘德克顿法学”的成文法至上主义。
“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由专事研究《学说汇纂》的学者海塞（Heise）创立，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温德海得。
温德海得既是“潘德克顿法学”的核心人物，也是后期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温德海得的代表作品有：《关于前提的罗马法理论》（1850）、《条件成就的效力》（1851）以及《潘德克顿教科书》。温德海得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后者中。该书是德国“潘德克顿法学”的集大成。首先，该书在对所有“潘德克顿法学”文献进行概括、整理和阐明内容的同时，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公正的批判；其次，该书体系完整、理论结构严密，不仅在各项制度研究上运用了由概念的形式逻辑性操作构成的系统的法学方法，而且将其推广到了整个私法学领域；第三，传统的“潘德克顿法学”作品，或偏向于理论或偏向于实用，而本书则第一次将理论和实用结合在一起。它是对以往“德国普通法”理论的集大成，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具有极大的权威，不仅支配了整个德国的民法学，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1900年《德国民法典》（1888年的民法典第一草案就曾被说成是“小温德海得”。）。〔9〕
“潘德克顿法学”的特点，一是对概念的分析、阐述非常完善；二是注重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尤其是温德海得在《潘德克顿教科书》中确立的五编制民法学体系，成为1900年《德国民法典》（包括后来的日本和旧中国等的民法典）的渊源；三是以罗马《学说汇纂》作为其理论体系和概念术语的历史基础。“潘德克顿法学”，顾名思义，它是《学说汇纂》（Pandekten之音译）的注释学，
这是近代德国民法学明显区别于《法国民法典》的地方（后者以查士丁尼《法学阶梯》为蓝本）；四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脱离现实、从概念到概念、从条文到条文的倾向。
在温德海得将“潘德克顿法学”发展至顶峰的同时，以耶林为首的“目的（利益）法学”（功利主义法学）也在罗马学派内部形成。耶林的主要作品有《罗马法的精神》（全4卷，1852～1863）、
《为权利而斗争》（1872）、《法的目的》（全2卷。1877～18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