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
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
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
(综治委预青领联字[2010]1号)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现就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相互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建立、巩固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门机构
建立健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机构,是做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预防、矫治、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的重要保障。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充分重视,加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门机构和专门队伍建设。
1.公安部、省级和地市级公安机关应当指定相应机构负责指导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区县级公安机关一般应当在派出所和刑侦部门设立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小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数量较少的,可以指定专人办理。
2.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设立指导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机构。地市级人民检察院和区县级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设立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机构或专门小组,条件不具备的,应当指定专人办理。
3.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一般应当建立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机构,条件不具备的,应当指定专人办理。
4.司法部和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的指导,成立相关工作指导小组。地市级和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成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事务部门,负责组织办理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事务,条件不具备的,应当指定专人办理。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一般应当设立专门小组或指定专人负责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
5.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选任政治、业务素质好,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具有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知识的人员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并注意通过加强培训、指导,提高相关人员的专业水平。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人员应当根据具体工作内容采用不同于办理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工作绩效指标进行考核。
6、有条件的地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机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办理被害人系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
二、进一步加强对涉案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加强对涉案未成年人的保护,是维护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客观要求,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需要。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各个阶段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尊重和维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一)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合法权益的保护
1.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和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方式进行,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注意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公开或传播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其他资料。
对违反此规定的单位,广播电视管理及新闻出版等部门应当提出处理意见,作出相应处理。
3.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在依照法定程序办案和保证办理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尽量迅速办理,减少刑事诉讼对未成年人的不利影响。
4.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一般应当分案起诉和审判;情况特殊不宜分案办理的案件,对未成年人应当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5.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讯问或者开庭审理时,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看守所经审核身份无误后,应当允许法定代理人与办案人员共同进入讯问场所。
对未成年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24小时以内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家属。
法定代理人无法或不宜到场的,可以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或按其意愿通知其他关系密切的亲属朋友、社会工作者、教师、律师等合适成年人到场。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根据该未成年人的特点和案件情况,制定详细的讯问提纲,采取适宜该未成年人的方式进行,讯问用语应当准确易懂。讯问时,应当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告知其如实供述案件事实的法律规定和意义,核实其是否有自首、立功、检举揭发等表现,听取其有罪的供述或者无罪、罪轻的辩解。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由女性办案人员进行或者有女性办案人员参加。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得使用戒具,对于确有人身危险性,必须使用戒具的,在现实危险消除后,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6.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结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背景情况的社会调查,注意听取未成年人本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被害人等有关人员的意见。应当注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被胁迫情节,是否存在成年人教唆犯罪、传授犯罪方法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情况。
7.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未成年人应优先考虑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加强有效监管;羁押性强制措施应依法慎用,比照成年人严格适用条件。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以拘留率、逮捕率或起诉率作为工作考核指标。
对被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分别关押、管理,有条件的看守所可以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监区。有条件的看守所可以对被羁押的未成年人区分被指控犯罪的轻重、类型分别关押、管理。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入所后服从管理、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能够保证诉讼正常进行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看守所应提请有关办案部门办理其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在第一次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时或自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公安机关应当告知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关诉讼权利和义务,在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并提供程序上的保障。
8.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坚持依法少捕慎诉。对于必须起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及悔罪表现的,应当提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建议;符合法律规定的缓刑条件的,应当明确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以批捕率、起诉率等情况作为工作考核指标。
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关诉讼权利和义务,在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并提供程序上的保障。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审判、监管和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建立长效监督机制,切实防止和纠正违法办案、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9.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委托辩护人意向,但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为其申请法律援助提供帮助。
开庭时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10.对开庭审理时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开庭审理时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如有必要公开审理的,必须经本级人民法院院长批准,并应适当限制旁听人数和范围。
11.看守所、未成年犯管教所和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应当了解服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加强心理辅导,开展有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进行个别化教育矫治,比照成年人适当放宽报请减刑、假释等条件。
12.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优先审查;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人民法院为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二)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1.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意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注意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和自我保护教育。
2.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意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名誉,尊重未成年被害人的人格尊严,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公开或传播该未成年被害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对违反此规定的单位,广播电视管理及新闻出版等部门应当提出处理意见,作出相应处理。
3.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特别是性犯罪被害人进行询问时,应当依法选择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场所,采取和缓的询问方式进行,并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
对性犯罪被害人进行询问,一般应当由女性办案人员进行或者有女性办案人员在场。
法定代理人无法或不宜到场的,可以经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同意或按其意愿通知有关成年人到场。应当注意避免因询问方式不当而可能对其身心产生的不利影响。
4.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告知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权利义务、参与诉讼方式。除有碍案件办理的情形外,应当告知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案件进展情况、案件处理结果,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
对于可能不立案或撤销案件、不起诉、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
5.对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委托诉讼代理人意向,但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6.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经人民法院准许的,一般可以不出庭作证;或在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后出庭作证。
7.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推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可以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况作为酌情从轻处理或减刑、假释的依据。
三、进一步加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的协调与配合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建立的相互协调与配合的工作机制,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客观需要。为此,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注意工作各环节的衔接和配合,进一步建立、健全配套工作制度。
(一)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调查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执行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
1.社会调查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可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社会调查,或委托共青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调查。
社会调查机关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以及涉嫌犯罪前后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作出书面报告。
对因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社会调查机关应当作出书面说明。
2.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收集有关犯罪嫌疑人办案期间表现或者具有逮捕必要性的证据,并及时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开展社会调查;在收到社会调查机关作出的社会调查报告后,应当认真审查,综合案情,作出是否提请批捕、移送起诉的决定。
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或移送审查起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将犯罪嫌疑人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和经公安机关审查的社会调查报告等随案移送人民检察院。社区矫正工作部门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或无法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社会调查报告的书面说明等材料也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检察院。
3.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认真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或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书面说明、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全面掌握案情和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作为教育和办案的参考。对于公安机关没有随案移送上述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公安机关应当提供。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法院。
4.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全面审查人民检察院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或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书面说明、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并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教育和量刑的参考。对于人民检察院没有随案移送上述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提供,人民检察院应当提供。
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生效后,及时将社会调查报告、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连同刑罚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机关。
5.执行机关在执行刑罚时应当根据社会调查报告、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对未成年罪犯进行个别化教育矫治。人民法院没有随案移送上述材料的,执行机关可以要求人民法院移送,人民法院应当移送。
6.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共青团组织或其他社会组织应当接受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委托,承担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和社区矫正可行性评估工作,及时完成并反馈调查评估结果。
社会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为社会调查员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年龄的查证与审核
1.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查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的实际年龄,注意农历年龄、户籍登记年龄与实际年龄等情况。特别是应当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已满十四、十六、十八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案件事实予以查清。
公安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附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案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清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作出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认定和处理。
2.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如发现年龄证据缺失或者不充分,或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基于相关证据对年龄证据提出异议等情况,可能影响案件认定的,在审查批捕时,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证据,公安机关不能提供充分证据的,应当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并通知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应当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自行侦查。补充侦查仍不能证明未成年人作案时已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作出有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认定和处理。
3.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审理时,应当着重审查未成年被告人的年龄证据。对于未成年被告人年龄证据缺失或者不充分,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补充提供或调查核实,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进一步补充侦查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的,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延期审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认定和处理。
(三)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矫治
1、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执行刑罚时,应当结合具体案情,采取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方法,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
对于因犯罪情节轻微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或判处非监禁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视案件情况对未成年人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责令赔偿等,并要求法定代理人或其他监护人加强监管。同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配合有关部门落实社会帮教、就学就业和生活保障等事宜,并适时进行回访考察。
因不满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应当责令法定代理人或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并落实就学事宜。学校、法定代理人或其他监护人无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适宜送专门学校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将其送专门学校。必要时,可以根据有关法律对其收容教养。
2.公安机关应当配合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建立协作机制,切实做好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对脱管、漏管等违反社区矫正管理规定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依法采取惩戒措施,对重新违法犯罪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及时依法处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社区矫正活动实行监督。
3.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依法指控犯罪时,要适时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
4.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人民法院在法庭调查和辩论终结后,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组织到庭的诉讼参与人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对于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生效后及时将有关法律文书送达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
5.未成年犯管教所可以进一步开展完善试工试学工作。对于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和假释的未成年犯,未成年犯管教所应当将社会调查报告、服刑期间表现等材料及时送达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
6.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应当在公安机关配合和支持下负责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与教育矫治,做好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矫治、行为考核和帮困扶助、刑罚执行建议等工作。
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应坚持教育矫正为主,并与成年人分开进行。
对于被撤销假释、缓刑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应当及时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社区服刑期间表现等材料送达当地负责的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
7.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大安置帮教工作力度,加强与社区、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民政、共青团等部门、组织的联系与协作,切实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未成年人的教育、培训、就业、戒除恶习、适应社会生活及生活保障等工作。
8、对未成年犯的档案应严格保密,建立档案的有效管理制度;对违法和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试行行政处罚和轻罪纪录消灭制度。非有法定事由,不得公开未成年人的行政处罚记录和被刑事立案、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不起诉或因轻微犯罪被判处刑罚的记录。
四、建立健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的协调和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的协调和监督机制,开展规范有序的协调监督工作,是促进未成年人司法配套工作体系建设,形成工作合力的重要举措。
1.各级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是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的综合协调机构,应当定期主持召开未成年人司法工作联席会议,及时研究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总结推广成熟有效的工作经验。
2.各级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应当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做好被帮教未成年人的就学、就业及生活保障等问题。
3.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每年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执行《意见》及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的情况进行考评,考评结果纳入平安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考核体系。对于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
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共青团中央
2010年8月28日
“老人会”的运作与推广
张全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老人会”的性质、组织机构、以及运作的模式的介绍，并从民事法律的角度分析它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旨在推广中原地区的部分农村创造的一种模式，来解决“人老死藏”给人们带来的困扰。并以此推动农村人际关系更加和谐。
关键词：老人会；运作；推广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日益完善，人们的生活节凑在不断的加快，追求不断增长的高标准的物质生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与其相伴的是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发生着日益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人口与土地的农村和农民，面对新形势和新情况，在人死后的土葬问题上，创造出一种新模式-----“老人会”的出现，解决了广大农村在子女较少时丧葬老人的一个难题。下面具体介绍“老人会”的有关情况。
一、“老人会”的由来及其性质
在二十一世纪的初期的中原地带的广大农村出现“老人会”，“老人会”又称“人老会”即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人老”即为“人死”，为了避讳人老，把“人老会”称作“老人会”，顾名思义“老人会”就是特意为“人老”而成立的一种协会。它的具体内容即特意为死人的埋葬而成立的协会，它是民间的一种群众性的自发组织
二、“老人会”的历史及现在成立的背景
早在建国之前的数千年，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医疗技术的落后，当时人均寿命较短，况且人死后都要进行土葬，这在内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人死后才有了“入土为安”的说法。对于土葬，无论是抬棺入墓还是挖坑掘坟，都是力气活，并且非一个人能把死人安葬。再者，人死后到入土为安，时间短的三天，长的五天，再长的七天就要下葬。这牵扯到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天气因素，死人在家停放的也不能太久。为此，在短时间内，筹集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想办妥人老死葬的繁重任务，既不现实又不可能。虽然，农村现在推行火葬制度而事实上却是先把尸体火化，后又将骨灰撒在棺材里进行土葬。但上述问题人仍不可回避。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老人会”在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村就应运而生。其目的即为集大伙之人力和财力来帮助人手少，经济条件差的人来完成死人安葬的任务。
我国早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提倡晚婚晚育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后来在农村又执行，夫妻之间提倡一胎禁止二胎杜绝三胎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把计划生育政策定做基本国策。由于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同时，目前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已步入中年，中国老龄化程度也明显加快，现在中年人生活压力及精神压力都非常巨大。加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和人们助人为乐意识的淡化，家里留守人员也以老弱病残妇孺为主。老年人的丧葬问题是大部分身处农村的中年人挥之不去的一大难题，因此“老人会”在农村的出现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强大的现实原因。
三“老人会”的机构设置、适用对象和运作模式
“老人会”的机构设置比较简单，有正、副会长和会计组成领导机构，正、副会长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四年一届，会计实行聘任制，正、副会长一般有“老人会”成员中威信比较高，处事公道的人员担任，原因是它以全村的村民为服务对象，采取属地管辖的原则并且为大家提供无偿劳动。如果所居住的自然村比较大的，人口比较多的，也可以以村民组为基本单位，“老人会”会员规模，少的十几家，多的三二十家为限。为了便于管理，采取“入会自愿，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只许入会不须中途退会，更不须中途入会，以防止会员中间权利和义务出现失衡。
“老人会”的运作模式是， 开始时由全体会员集资，并由全体会员推选代表，进行置办丧葬死人所需的厨具、餐具及会员家中不可能有而办理丧葬死宜又必不可少的器具，集资数额及其厨具和餐具、器具的数量、名称有会计统一登记造册，然后将这些物品交给第一个办理丧事的会员进行使用，使用完毕有其自行管理，中途出现损坏，自行弥补。到会员中出现第二家办理丧葬事宜时自动往下传，厨具和餐具在自动流传时，其向后手履行账目交接手续。每逢会员中间出现丧葬事务，只要死者中的会员家属向会长通报，会长就书面通知全体会员开会，安排办理丧事的具体事宜。根据死者家属的具体丧葬时间，安排工作进度，凡是“老人会”的成员接到会长的书面通知以后应无条件履行由会长安排的与丧葬有关的事宜，同时根据会员章程每名会员出具少量的现金或粮食，并且根据自己家中的实际情况携带有关工具履行自己的义务，每个会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可以入一份、两份，并且以两份为限，根据入的份数的不同享受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所有会员所参加的份数在第一次开会时予以通报，让每个会员都心里清楚。会长根据入会人员名单的顺序对人员进行不同分工，如果会员被会长安排出工，会员有事不能履约，可在会员的同居成年家属中间找人代替，会计把每次开会时会长对会务的安排，进行详细记录，一式二份，存档一份，交会员一份，存档的那份，作为下一次安排的依据。对于家中没有壮年人的，在安排干土工活和抬棺材时，干不动、不会干的，可在会员中间自己找人顶替或雇人。安排其他工种的，禁止会员找人顶替或出钱雇工。每次开会会计应拿出有关帐册和会员手中的书面派工单据进行核实，以免派工有误。“老人会”的存续时间以全体会员的权利都得到充分享受时为止。
四、“人老会”的章程制定程序和规定的内容存在合理性并与法律法规不向违背
“人老会”的章程具有规范性，它规定全体会员的权利和义务，由全体会员以全体会议通过的方式制定，全体会员都应无条件遵守，对全体会员都有约束力，如果会员违背章程只有自动退会这一条路可供违规会员选择。它是“人老会”的最高“法律”，也是“人老会”的唯一“法律”，人老会章程的制定既然通过全体会员的同意，就不能朝令夕改，保持其应有的稳定性，“人老会”章程的修改按照一定的程序，除非由会长提议或是客观形势的变化并经全体与会人员中占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同意才能修改章程。章程的适应范围或者说适应对象是人老会的全体入会人员，“人老会”会员资格不能代替，不能更换，具有相对性。“人老会”章程明确规定与会人员的权利与义务，对违反章程规定做出了直接规定，充分体现与会人员的平等性，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在老人会的会务操作上显示了极大的透明性，给与会人员充分的知情权和言语权，最大限度的调动与会人员参与会务的积极性。老人会的正副会长和会计只履行义务没有权利，因此每逢开会与会人员都积极参加并且都能按时出资出力，工作上一丝不苟，因为与会人员都清楚自己为别人出力办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自己处理办事，“老人会”章程规定的内容，和实际运作过程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相一致也和当前的政策不冲突。
五、老人会的推广
老人会是虽然在建国前就存在，当时存在的理由是生产力落后社会财富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产生的，现在老人会的存在是在市场经济确立后的特定产物，他既然能够被人民群众所认可和接受，至少说明这个协会的存在能够确实解决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生老病死对每个人来说，谁也回避不了。既然它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他的一切活动又不违规更不违法，希望政府及基层组织对“老人会”进行积极的引导，完善“老人会”的一些规章制度并利用合法渠道对“老人会”的做法进行推广。是这一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制度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中受益。
六、“老人会”的存在与发展，有利于助推移风易俗的良好风尚，随着“火葬”的丧葬文化逐步被群众认同和接受“老人会”也必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退出历史舞台。
在农村由于“老人会”的存在，倡导互帮互助之风，解决了农村死人丧葬人手紧缺，经费少的难题，死人丧葬时的经费上的支出和土工进度都有“老人会”统一安排，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铺张浪费之风，尤其现在农村推广火葬后，尽管政府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但是土葬还是屡禁不止。究其原因，这主要是涉及到丧葬文化和丧葬习惯，针对政府强力推行火葬政策，农村现在实行先把尸体火化，后又将骨灰撒在棺材里进行土葬的现状和人们一味的强调追求物质利益而忽略或轻视互帮、互爱、互助、互济的优秀的文化传统，“老人会”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好的现象。
在2006年中央就提出建立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村文明，民主管理”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乡村文明”既包括人民群众知法守法和团结互助，也包括在办理红白事上推行移风易俗，反对铺张浪费等方面的文明。为解决活人与死人争地的矛盾，死人火葬是大势所趋，而农村却在死人火化后又进行土葬，一方面牵涉到丧葬习惯和丧葬文化，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广大让人民群众认识火葬，接受火葬需要一个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民对火葬的丧葬文化的认同，“老人会”必将会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退出人们的生活领域。
（河南白云山律师事务所张全生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