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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关问题的探讨（二）

曲宇辉


笔者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关问题的探讨（一）》一文中已对收回土地使用权行为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依据、收回土地使用权行为的法律性质、土地使用权“无偿”收回和“有偿”收回等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本文就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有关条款对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执法主体和法律文书的规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起有关立法机关的重视并解决这些问题。
一、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
根据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需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问题是，1999年前的《土地管理法》，土地审批实行分级限额一次性审批[1]；1999年后的《土地管理法》，土地审批为三次批准，第一次是农用地转用审批[2]，第二次为征地审批[3]，第三次为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4]。虽然第一次审批和第二次审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时办理”[5]，但也有分别审批的法定情形[6]。在三次审批且批准权不一致的情况下[7]，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究竟是指哪次审批的人民政府？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连续２年未使用的，经国务院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按照占用基本农田都需经国务院批准“农转用”和经国务院批准“征地”这一思路，似乎“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应当是指批准农用地转用或者批准征地的人民政府。但是，仔细分析三次审批的批准内容，我们可以得出否定的答案。
“农转用”审批是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是土地用途“转类”的审批；“征地”审批是将集体所有土地征为国有土地的审批，是土地所有权“转权”的审批。这两次审批的共同特点，一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审批，不是对土地使用者的审批；二是这种“转类”审批和“转权”审批并不涉及土地使用权，不是对土地使用权的审批。而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4条第3款的规定，“转类”和“转权”审批后，还需由人民政府对土地使用者进行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只有在即办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后，土地使用者才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与土地使用者或者土地使用权有关的审批，是第三次审批，即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
根据上面的分析，由于收回土地使用权是客体是土地使用者，标的物是土地使用权，可以认为，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应该是指批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的人民政府。至于《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只能理解为是对“基本农田”一种特殊规定，但这一特殊规定对查处、收回闲置土地工作的开展，至少是不利的。
二、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执法主体
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执法主体，根据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分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两种执法主体。
1、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收回土地使用权执法主体的，有三种情形：即《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1款、《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7条第1款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
2、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以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为收回土地使用权执法主体的，有两种情形：即《土地管理法》第58条第1款、《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7条第2款。
3、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未明确收回土地使用权执法主体，或者表述为“国家收回”的，有五种情形：即《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19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1条第2款、《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5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0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2条。
且不讨论“国家收回”究竟由人民政府还是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执法主体的问题，细读上述法律法规条款，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两个不一致：
1、《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1款、《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7条第2款，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事由都是“闲置”土地，但规定的执法主体并不一致。
2、《土地管理法》第58条第1款第4项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7条第1款，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事由都是“撤销、迁移”，但规定的执法主体也不一致。
此外，国土资源部1999年发布的第5号令《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5条规定，闲置土地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与《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1款、《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也不一致。
由于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对收回土地使用权执法主体的规定不一致，已对收回土地使用权工作造成了法律上的障碍，直接影响了这项工作。因此，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对此应当作出统一的规定。
三、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律文书
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律文书，《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5条规定是“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笔者认为，对于土地使用权期满的“收回”和其他法定事由的“收回”，使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是适当的。但是，对于因土地使用者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即被作为行政处罚的“收回”，使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则直接与《行政处罚法》第39条第1款“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规定相抵触。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印发《关于认定收回土地使用权行政决定法律性质的意见》的通知（［1997］国土［法］字第153号）中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是人民政府及其土地管理部门一项重要的行政行为，主要采取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两种方式进行。《行政处罚法》颁布施行后，除行政处理决定仍旧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外，土地管理的各项行政处罚必须依照《行政处罚法》由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实施”。因此，行政处罚的“收回”，应适用《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如果需要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成为一种专用法律文书，并适用行政处罚的“收回”，也应该由《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国家法律作出规定，而不是由国家部委的规章作出规定。
四、几点建议
1、统一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
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对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实行两级分离制度，即“批准权”与“执行权”相分离，这是基于土地在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而作出的一项特别规定。基于这一特别规定，对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不能分别考虑批准机关应该是谁，执法主体应该是谁，而应作统一考虑。笔者认为，对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进行统一，并非难事，可以在下面两种方案中选择一种进行统一，但必须以法律的形式进行统一。
（1）如果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需要统一由“批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的人民政府”为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则应同时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执法主体为“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2）如果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需要统一由“市、县人民政府”为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执法主体，为防止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为同一人民政府，则应同时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为“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为“省级人民政府”。
2、统一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律文书
今后修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时，在有关条款中应明确：“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应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在现阶段，对于土地使用权期满的“收回”和其他法定事由的“收回”，应使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对于行政处罚的“收回”，应按照《行政处罚法》第39条第1款的规定，使用《行政处罚决定书》。



[1] 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第25条的规定，国家建设征用耕地一千亩以上，其它土地二千亩以上，由国务院批准。征用耕地三亩以上一千亩以下，其它土地十亩以上二千亩以下，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征用耕地三亩以下，其它土地十亩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省辖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批准权限，由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2] 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4条的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前述以外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3]　 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5条的规定，征用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顷、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由国务院批准。征用前述规定以外的土地，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征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
[4] 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4条第3款的规定，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5][6] 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5条第3款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
[7] 作为例外，根据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修改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3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项目，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土地，存在三次审批由同一人民政府审批的情形。


　　送达是民事诉讼中一项基础性诉讼制度，也是法院一项根本的诉讼活动，贯穿诉讼的始终。目前，“送达难”已经成为一个困扰法院的难题，制约审判效率的提高，干扰了人民法院正常诉讼秩序，并妨碍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前背景下，电子邮件送达是邮件送达制度的延伸，本文笔者结合工作实践，拟对电子邮件送达在司法实务中的可行性做一个浅显的探讨。

　　一、目前送达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困惑

　　（一）直接送达存在的问题。直接送达，是指法院工作人员将诉讼文书直接交付给受送达人或他的成年家属、代收人、诉讼代理人签收的送达方式。直接送达作为一种最为简便有效的送达方式，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当事人提供的地址根本无法送达；二是送达地点的规定范围过窄。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以当事人的住所地为送达地的立法模式，实务中也是以受送达人的住所地为送达地的。一般来说，官司起诉到法院的时候，大多是当事人百般追讨未果，才向法院起诉的。因此，法院在直接送达时往往找不到当事人；三是签收人的范围过小。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法律规定看，一般都规定，如果不能遇见受送达人的，可以交给有相当识别能力的同居人或受雇人员，而不仅仅限于同住成年家属或法人负责收件的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送达文书的签收人范围十分有限，如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只能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当前，外出打工人员居多，一起同住的成人家属很多时候是随当事人一同在外务工生活；四是受送达当事人不配合法院工作。在送达中，有的受送人恶意逃避送达，电话联系时受送达人常以不在本地为由拖延时间，或故意躲避不予领取。直接送达时，明明是被送达人却不承认，法院无法证明其身份的情况，法律也没有明文授权给法院工作人员有事前查验其身份证的权利，使法院送达工作无所适从。面对上述妨害诉讼的行为，法院却无可奈何，也缺乏有效的惩戒手段，送达工作步履艰难。

　　（二）司法专递的有关问题。2005年1月1日生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确认了邮政速递法院司法文书的途径、方式及法律后果。利用邮政机构广泛的传递网络，实践中很好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减轻法院送达的任务，缩短了案件审理的期限，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邮寄送达也存在弊端，由于法律没有赋予邮政机关送达人的地位，实际上仍以受送达人返还回执为认定送达与否的依据。实践中一些当事人拒绝在回执上签字盖章或拒收邮件的情况较多，从而导致邮寄送达无效。尤其是特快专递，费用较高，而此项费用有的当事人不愿出，法院也无力开支，在判决书中确定由败诉方负担因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也很难操作。

　　（三）留置送达实际困难

　　留置送达的要求过于苛刻。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的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的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但是法律没有规定见证人的义务，同时又把留置送达限制在被送达人的住所，使得留置送达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四）公告送达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它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

　　公告送达存在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公告送达有扩大适用的趋势，并出现错误适用的情况。一是根据公告送达要求采取公告送达必须穷尽其它送达方式仍无法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公告送达，但实践中往往并未穷尽其它送达方式就采用公告方式。二是由于原告的不诚信导致错误适用。某些原告缺乏诚信，从自身原因出发，采取欺诈手段，故意提供虚假的被告送达地址，或者故意编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事实，从而导致公告送达。多数公告送达的受送达人无从知晓案件进程，进而失去出庭的机会，但法院公告期满直接开庭宣判。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时，受送达人这时才得知判决的情况，提出异议，影响案件的顺利执行。

　　（五）委托送达及受委托送达工作

　　根据《民诉法》八十条、《民诉意见》第86条规定，委托其他法院代为送达的，应当出具委托函，并附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和送达回证，以受送达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实务中，对于外地当事人，在未能邮寄成功情形下或径行委托外地法院送达，但委托送达时间往往较长，甚至不少委托送达的案件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外地法院委托我院送达情况。外地法院有的将委托函件邮寄到对应业务庭或者立案庭或根本没有注明具体部门，实际中一般由相应的部门进行委托送达工作，对于外地法院委托我院的委托送达，由于没有归口管理，存在着因个别人员不重视外地委托送达工作，送达程序也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要求，本可以及时送达的没有及时完成送达或没有按法律规定程序进行送达。

　　（六）当事人诉讼风险意识薄弱，参与诉讼积极性不高。有些当事人存在着一切纠纷只要到法院就能解决的心理来法院起诉，没有认识到被告下落不明会导致案件审理时间过长，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应积极参与法院进行诉讼活动，寄希望一切工作都由法院完成。在起诉时，部分原告并不清楚被告的详细地址或具体联系方式，也不积极查找被告住址情况，起诉时随便填写一个被告的地址，寄希望于法院去查找被告的下落，这在无形中增加了法院送达工作的难度；个别原告不认真填写自己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地址或电话变更后也不主动向法院说明，导致法院无法及时联系，这些行为无形中浪费了诉讼资源，妨碍诉讼的正常进展。

　　二、电子送达方式的相对其它送达方式的优势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传统的送达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今案件数量不断激增的现实情况，也是送达逐渐成为制约司法效率的一个严重问题。而电子送达方式作为新兴的送达方式，通过互联网提供的通信方式向当事人送达电子数据为表现形式的司法文书，以代替传统用纸张送达的诉讼行为。电子邮件送达相对于其他送达方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速度极快，几乎可以瞬间送达，可以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其次，成本极低，当前各大门户网站都提供免费电子邮箱服务，可以极大地节省办案成本；第三，收件方便，无论被送达人处于哪一位置，只要能有电脑，都能够收取送达文件，这就避免了实际送达活动中“人找人，找死人”的尴尬困境；第四、稳定难变，相对于实践中常常采用的电话通知，我们常会遇见当事人欠费、停机、换号等困难，而电子邮箱正由于其免费的特点，永远不会“停机”，也难以注销，基本上只要当事人登录，就能看得见送达材料；第五，安全放心，相比起传统的纸质送达，电子邮件送达免去了邮局这一第三方的送件角色，由法院办案人员直接和被送达人直接交流，从而避免了邮寄送达实践中常见的丢失邮件等现象。

　　三、电子送达方式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一）电子送达的必要性：第一、案件数量的增加与司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推行电子送达的必要性；第二、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决定了推行电子送达的应然之举。实践中常常能遇到当事人的实际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情况，贵州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群众常前往东部沿海城市打工，仅在过年时回家一次，因此对其难以送达的困境在西部地区法院尤为常见；第三、部分当事人对法律认识不足，导致其对送达工作的抵触和对抗情绪，不仅不愿领取法律文书，也拒不提供所在地址，更加深了送达工作的难度；第四，直接送达效率有限、成本高昂的特征，也是的这种传统的送达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案件数量不断激增的当代民事诉讼司法要求；第五，法治发达国家的电子送达实践，也预示了电子送达是应然之举。当代社会已经迈入信息化的时代。电子信息传播渠道的普及化构成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因应这一时代特征，法治发达国家纷纷进行文书送达电子化的实践。

　　（二）电子送达合法性。作为全球民事领域合作最为广泛和成功国际公约《海牙送达公约》，公约中对电子送达方式作出了规定，我国是公约的成员国，所以实践中，我国也开始慢慢关注电子送达。我国首次肯定电子送达的法律文件时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关于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解释》，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原告起诉后，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双方当事人。因而，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进行送达就是我国法院所承认并付诸实施的“电子送达方式”。 2006年8月2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除本规定上述送达方式外,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收悉的其他适当方式向受送达人送达。以上规定为我国法院送达方式的改进与改革，提供了法律和实践的依据。

　　四、电子送达的局限性问题

　　电子送达方式作为新兴的送达方式，但作为新兴的送达方式其也存在以下局限性问题：

　　（一）程序方面来讲，送达作为司法程序之一，应有送达回证等相关材料证明该程序的实施。但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通知等方式，往往难以把正当程序反应到书面上。根据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没有送达”是再审事由之一，如果因为当事人没有接到送达的传票等法律文书，而引起再审，电子送达的改革实践就显得有点适得其反。因此，电子送达首当其冲的局限性就是其可能存在的对程序保障的削弱。

　　（二）从当事人的文化素质来说，还存在一大部分当事人无法顺畅使用网络及手机等现代通信方式，导致电子邮件送达方式存在延伸性具有局限想问题。所以，对那些人使用电子邮件方式送达是这种送达方式必须予以事先考虑的前提，从当事人角度来讲最好是在当事人的申请下使用该送达方式。如果对不适合进行电子送达的对象进行了电子送达，就会构成严重的程序不合法。此间判断与取舍的难度，也是电子送达的局限性之一。

　　（三）立法技术和电子签名技术不完善。电子送达的最大方式就是无纸化送达，电子送达以网络信息的形式进行传递，所以传递以及接受的方式都是需要借助电子数据完成，是一种全新的方式，而且电子签名技术在我国的使用大都局限在电子商务领域。根据《民事简易程序规定》，以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作为按撤诉处理和缺席判决的根据。这一规定具有程序保障性，其问题在于“开庭通知”之外的法律文书（比如，举证通知书、判决书，这些关涉到当事人重大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的文书）的送达是否就可以不需要当事人确认或者有其他证据来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呢？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足以说明，简单地将目前简易程序中的电子送达扩延至所有一审程序，甚至二审和再审程序，还有待周密考量。另外，判决书、裁定书与调解书的电子送达是否应有所区别呢？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签收生效。就目前而言，电子签名技术的普及度还很低，可操作性、便捷性还很弱。这一点决定了在广泛进行调解的民事司法中，对于调解书这一重要法律文书进行电子送达还存在很大障碍。

　　五、电子送达方式使用应注意的问题

　　（一）范围适当。电子送达能否成功推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子送达的案件范围是否适当。对于当事人申请使用电子方式送达，可以使用；对于熟悉网络使用的当事人可以建议其使用电子送达方式；对于具有代理律师的当事人可以建议其使用电子送达方式。电子送达的方式还需要更多的司法实践来进行确定。

　　（二）程序保障。没有程序的正义实质正义往往是空谈。对于当事人而言，程序正义是一种感觉；对于法院而言，程序保障是一种自觉。不论采取怎样的送达方式，由谁送达，以怎样的心态和态度对待送达，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在电子送达规则应该明确实施电子送达的主体，当然应该为法院，法院应该有一批能够熟练使用电子送达技术的职业团队，同时法院应该有专门的官方电子邮件平台方便当事人回复。